方雷 弓豪
摘要：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是新时代党的自我革命的情感建设要求、党的民心政治的情感感召以及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责任。基层党建工作通过增进党内关系、党群关系和社会场域内的其他主体间关系，能够从结构、文化、场景的三重维度有效实现基层社会的情感构建，从而全方位诠释了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的生成逻辑和实践逻辑。发挥党建引领在基层情感治理中的作用，能够有效提升基层治理的政治效能，推进新时代基层治理向“情理一体”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演进。
关键词：党建引领；
情感治理；
基层治理；
黨建；
场域
中图分类号：Ｄ２６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23）02-00９７-00６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为了提升基层治理的实效，党不仅创新了领导基层治理的制度体系，还通过情感建设强化了党的基层治理能力，有效凝聚了多元社会群体，实现了党建与治理的有机融合。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可以被界定为：党组织作为基层情感治理的原发性和主导性力量，在已有的情感禀赋和情感资源基础上，依托“党建化治理”机制，运用情感策略建立党内关系、党群关系以及社会场域内其他主体间的亲密关系，培养正向政治社会情感以实现“情理一体”治理目标的过程。本文以情感社会学理论和政治社会学理论为分析视角，在明确基层情感治理价值意蕴的基础上，系统研究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的生成和实践发展逻辑。
一、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的价值意蕴
基层情感治理为回应新时代的社会治理难题、提升新时代基层治理效能提供了丰富的策略选择。在价值意蕴上，新时代党建引领的基层情感治理，是党的自我革命的情感建设要求，党的民心政治的情感感召以及党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政治责任。
从治理的社会背景看，情感治理旨在建立起场域内主体间稳固的情感关联，打破基层社会集体性行动难以达成的“陌生人困局”。从治理的方式看，情感治理是对基层“三治”体系内在意涵的深化，人际之间的情感网络是“自治”得以推进的社会基础，“德治”的本质源于“爱他人”的情感信念，而人际交往中的非正式制度又构成了对“法治”的柔性调节。从治理的策略看，情感治理是对理性治理的必要补充，基层治理出现了崇尚理性治理的“技治主义”和“制度主义”潮流，情感治理旨在充分利用基层的情感政治资源，从“以人为本”的视角回应理性治理出现的结构失灵困境。
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的重要意义在于从情感维度呼应了政党内部治理和外部治理的时代命题。首先，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是党的自我革命在情感之维的政治要求，致力于从情感角度加强自身治理基层的能力。党的自我革命本质是重新规定自己的现代性，［1］基层情感治理要求党首先“刀刃向内”，在改善党内关系的基础上释放党员作为政治主体的情感能量，从情感激励角度增强党员群体执行政策、服务基层的意愿和能力，将党组织塑造为共建、共享、共荣的政治共同体。
其次，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是党的民心政治理念在情感之维的政治感召，致力于建构党在基层治理中的情感权威。得民心者得天下，得民心的过程也是情感建立和维系的过程。［２］通过持久的情感互动，党群间形成习惯性的情感道德规范。党对群众“情感期待”的践行是“情感型权威”形成的条件，这是一种基于情感交往的感性权威，具有难以颠覆的稳健性。重视从情感的价值性维度增强基层民众对党的真实情感，才能形成社会普遍的弥散性支持，由此巩固“民心政治”的群众基础。
最后，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是使命型政党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形态演进的政治责任，致力于创新党在基层情感治理中的领导方式。探索引导社会情感的政治策略、构建弥合情感关系的基层治理共同体是使命型政党的应有之义。社会情感的生成过程具有长期性、不稳定性的特征。在具体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基层党组织不仅是基层社会情感的动力源泉，还是情感规则的制定者、监督者，党在党群情感、社会场域情感的培育过程中可以把握情感的发展方向。同时，党可以借助情感的力量，发挥使命型政党的统合作用［２］，建构基层多元主体共享共联的情感治理联盟。党通过整合基层情感的零碎化现象，集合基层社会分散的治理主体，使社会情感的聚合成为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渠道。
二、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的关系机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在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中，这种功能体现为党以自我革命的精神重塑党内情感关系，并以党的自我建设推进社会情感建设，实现由党群关系到社会场域其他主体间关系的“革命性”演进与改善，由此揭示了以党建为内核的基层情感治理的生成发展逻辑。
（一）党内关系是基层情感治理的驱动力
党内关系是由党内权力关系、组织关系、工作关系、生活关系和精神关系构成的体系。党内关系是党员政治意志与政治行动发生方式的基础，决定着党员政治情感的知觉基础、内涵结构与反应限度。“团结又严肃，紧张又活泼”的党内关系，能驱使党员发挥情感实践和情感建构的先锋力量，构成基层情感治理的驱动性元素。
中国共产党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营造党内政治关系。“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通过强调纪律、塑造权威、严明规则使党员产生一种紧张又敬畏的情绪，“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则以党内民主选举、决策、监督制度塑造党员平等的关系形态，保障党员的政治权利，维持党员党内政治参与和执行党务的效能感。党内工作关系不仅体现为党员间互敬互爱，互帮互学，也在于通过制度性政治势能塑造党员间的竞争机制，以党建的奖惩制度营造党员适度的压力感，将党员自我认知和环境期待之间的紧张动机转为党员提升自身能力素养的积极行动。对党内生活关系的重视体现出对党员主体性价值的尊重，旨在以人文关怀诠释新时代的党内友谊。习近平曾指出：“广大基层干部任务重、压力大、待遇低、出路窄，要把热情关心和严格要求结合起来，对广大基层干部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３］党内关系的最高层次是党员精神关系，这是由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根基的政党意识形态决定的，其政治势能存在理想信念和教育活动两种形式，党通过在基层党组织内部开展持续性的党性教育、道德建设以及深入学习培养了党员的“弥散性支持”［４］，还通过主题教育、专题教育等活动载体构建党员与干部共同学习的平台机制，形成浓厚的学习氛围，以知识、情感和价值的密切交流实现党员精神层面的碰撞与共鸣。
党内关系的驱动力推动党员的身份认知和情感水平经历“认同、自觉和自信”三个演进阶段。［５］认同阶段，党员体验党内的组织生活与政党文化并发生情感链接，萌生感性的归属感；
自觉阶段，党员将情感内化为一种潜在意识，表现为自觉的身份约束并以“为人民服务”的外在行动促成政党情感向社会领域辐射；
自信阶段，党员因理论认知和行动实践的内在一致性产生积极的情感体验，形成对理论和自我身份的高度自信与尊重，情感升华为信仰，以“无我的奉献精神”对党群关系的塑造形成模范式擴散效应。
（二）党群关系是基层情感治理的传动带
党群关系是党组织在引导、教育、动员、服务群众的互动中所产生的关系。党内关系产生的驱动力促使党员在推行基层政策、提供社会服务的党建行动中引领新时代动员型党群关系，在触发党群间“心理-行为”机制的基础上，构筑情感势能高位和情感势能低位间的传动带，将党内关系的情感能量传递至社会场域关系层面。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党群关系的建设，坚持党的情感引领的群众路线，以“行为示范路径”优化党对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有效解决了基层治理的动员难题。
党员在和谐的党内关系和积极的党内情感驱使下自觉在基层社会的政策执行、活动领办、志愿参与等党建机制中扮演先行示范的角色。基层党员以一种“政党角色”和“社会成员”双重身份叠加态的形式出现，他们的言语行动直观地呈现给基层民众，以其“尽职尽责”“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等形象激发民众对党员群体的敬佩、感激、认可、信任的情感反应。然而，积极情感只有通过某种文化导向和心理过程转化为行动动机，才能达成党建动员社会的政治效果。这一过程的顺利转化来自于基层民众以党员为镜的客观化的自我身份检视。符号互动研究取向中的所有的情感理论都强调当自我和情境之间不均衡时，人们的冲动将围绕如何重建自我展示。［６］86倘若基层民众认为其行动选择未满足社会制度结构、文化道德对其参与基层治理实践的期待，将会感到精神紧张与消极情感，并产生身份证实的需求。满足这种需求需要党通过情感呼唤，带动民众走出封闭的私人空间，以党员为行动模范，配合党组织的党建行动，推进基层公共空间的建设。基层民众的参与性、志愿性实践将促成身份认知和环境期待之间的平衡，民众感受到公共政治生活带来内在精神的一致性愉悦，并将在持续性动员行动中维持这种正向强化。同时，党建可以通过适当的物质激励机制打造自利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之间的同向合力，促进利他动机转化为具体行动，增强情感治理的稳健性。
民众对环境期待的认知来自于文化的规范性力量和结构的规定性力量。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形成以“修齐治平”为线索的道德责任体系。这种路径依赖潜藏在民众的文化基因中，形成以“正名”为核心的政治身份约束。党员显性的“先进分子”示范性身份符号和隐性的“君子”“贤能”类文化符号产生精神性互证，二者与个人文化基因中的行为检视和道德自省意识发生呼应，促使民众见贤思齐，“在情感主义、责任取向以及互动主义的逻辑中致力于基层共建共治共享之格局的构建”［７］。
（三）社会场域关系是基层情感治理的助推力
基层社会场域关系是指在行为互动空间中，社会成员依据特定的惯习和市场等因素所形成的社会关系，是在党建引领下拥有相对鲜明个性特征的关系样态。党建引领的基层情感治理体系包含党建主导的核心圈层和党建引领、社会场域助推的外围圈层两部分。党建引领机制既通过动员型党群关系塑造社会场域关系生成的公共空间，又通过党建平台直接培植自发运转的、配合基层党政体系治理的社会场域。
从情感自生角度讲，个体之间产生或隐秘或公开的“权利-义务”式关系，这便是社会场域自发的、内生的非正式制度。人情或互惠关系基础上的合作使群体的行动方式和关系形态发生变化，促使民众形成信任他人、乐于行动、热爱共同体的感知、思考和行动惯习。［８］基层党组织在社会场域内生关系和社会场域情感的自主性发展中发挥不可或缺的引领作用。情感作为基层社会场域重要的惯习，其建立需要团结性行为的长期强化，而政党介入可以加速社会场域关系的深化。中国共产党通过促成社会场域主体的互信发挥关键作用。首先，社会信任建立在广泛的、透明的信息互换机制之上，党依据其权威性和合法性可以成为现代社会信任积聚和流转的站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个体与个体、组织与组织之间的“信任”承接方，体现在党建立的各类互助组织和合作项目中，个人和组织通过“委托－信任”的方式，建立起初步的合作性关系。其次，社会信任建立在社会规范的稳定性基础之上。基层社会规范能降低信息不对称性和对他人行动不确定的预期，从而调整确定自身行动策略。［９］党建引领深度嵌入社会的关系网络中，对于培育、引导、监督非正式规则以及社会场域情感具有独特性优势。
基层社会的场域情感表现为社会场域内个体所拥有的无特指的社会信任、社会爱心、社会责任等。个体以社区、企业、社会组织等成员身份同其他单位主体发生组织层面的互动，从合作的正向评价中建立起单位之间的情感信任和情感依赖。社会场域内不同主体构成的场域情感体系是党建引领的情感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熟的情感联盟以社会合作网络为基础，能减少基层政策执行的阻力与成本，这包括自发的情感协作形式、顺畅的情感协调机制、流通的资源配置体系、多元的社会参与格局、稳定的基层施政环境等。“场域的相对自主化成为社会政治管理的有利条件，它使治理由直接的变成间接的，由外显的变为隐蔽的”［1０］，故而使社会场域关系成为辅助基层情感治理的助推力。
三、新时代党建引领基层情感治理的路径建构
中国式现代化在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中关注人民精神世界的改善，在对人情感诉求的合理回应与引导的基础上实现“健全人格”的体验。［1１］照此，新时代党建引领的基层情感治理的路径建构应当通过改善治理结构、培育治理文化、打造治理场景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情感需要。这一过程能积极回应人的现代化的价值意蕴，体现了发展基层情感治理的实践逻辑。
（一）完善治理结构以优化情感治理体系
一是层级下沉压实情感基石。情感结构理论认为：“若地位高的成员给予地位低的成员展示自己的能力，或者地位高的成员对地位低的成员表达积极情操，积极情感将在整个群体中传播，地位差异降低，团结增加。”［６］252乡级、县级乃至更高层级的领导干部凭借“吹哨报到”“网格整合”等机制跨级下沉，切实同普通的基层党员一同执行政策路线，服务基层民众，分担基层治理的压力。在具体的基层事务实践中，党员干部以亲和、朴素、能干的作风逐渐消弭等级界限的疏远感。普通党员对干部的政治期待与干部政治地位达成调和，促使党内产生上行下效的积极情感。
二是组织嵌入搭建情感桥梁。社会治理中党建的主体嵌入，是要解决社区治理主体中党组织和党员的主体地位生成和巩固的过程。［1２］党员和党组织在嵌入性过程中的主体性展现都将影响社会主体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情感。主体嵌入的直观意义在于派驻干部和党员以切实融入治理场景的责任意识践行其组织身份，驻村书记、驻企服务员、党建指导员等以俯身做事、敢为人先的精神和姿态引起基层的情感反应，并升华为群众对整体政党形象的积极评价。文化嵌入的主要方式是在成型的组织体系基础上，通过常态化和运动式的政治教育、理论学习，培养基层主体对政党的理论认同、历史追忆和情感依赖。资源嵌入的真实效果在于党的组织体系能够引入政策支持、人才支持和资金支持，切实为组织赋能，使基层主体感受到政党嵌入的绩效功能，由此引发情感支持。
三是主体协同编织情感网络。当前，党组织建设更加立体化［1３］。党通过多元互动、平等对话、互信共建等方式，可以弥合政府、社会与公众三者的情感“嫌隙”，形成一个强大的“情感能量场”。［1４］这种情感能量场以“党委领导，社会协同”为内核，包括同质性社会主体协同和异质性社会主体协同。其一，党作为同质性治理主体的组织者，具有发现同类问题、归并主体困境、以组织互动推进集体行动、解决彼此需求的能力。如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开发区综合党委探索创建了“金领驿站”党建工作机制，搭建了白领群体交流互助解决生活、工作难题的平台，使个人摆脱自我中心主义或利己主义的误解［1５］，走向情感互动的道德空间。其二，党作为异质性治理主体的联结者，具有识别主体功能和资源、匹配主体间供需关系的能力。如，驻企党组织利用其组织优势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生态，使企业发展能够得到政府政策的有效支持，产生对政府的信任感以及源自政府的获得感。除此之外，社区、企业、社会组织之间也存在因区域化党建合作而生发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二）探赜文化效用以完善情感治理规则
基层情感治理将以爱为基础的正向情感作为运行条件，儒家文化、人情文化和地缘共同体文化等社会性文化皆从群体生活的责任意识中构建“爱社群”“爱他人”的情感倾向。党建引领的基层情感治理以政党政治文化促成的情感权威为显著特征。党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百年奋斗历程的艰苦性、党的价值理念的人民性为内容的文化孕育了群众的情感信任。同时，党在适时取舍社会性文化的基础上，以情感共存的同心圆凝聚方式再现传统文化的现代性价值，达到改善社会关系、推进基层治理的效果。
一是通过文化影响个体的情感评价，增强基层治理的柔韧性。情感合法性的基础是政党和社会之间情理互证的普遍性价值认同。［1６］一方面，党为强化政治韧性，应促成社会对其历史观、治理观和人民观的理解和认同，由此产生对党的先锋队属性的信任和依赖。群众在价值认同以及党言行一致兑现“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基础上形成朴实的爱党情感，使党在基层的全面领导进一步厚植民心所向的情感基础。另一方面，党作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应认识到传统情理文化仍然保有顽强的社会生命力，党本身也是社会情理结构的一部分。人情伦常能够影响人的情感态度，党应以“关怀”“贵和”等人情之用解决基层的矛盾纠纷，加深民众的情感归属，提高各基层治理主体作为一个整体解决难题、应对风险的社会韧性。
二是通过文化影响个体的社会期望，激活基层行动力。个体总是以期望作为行为定向的标准则是社会结构的普遍特征。［６］181首先，党的政治文化开启人的政治期望，党以信仰“启蒙人”、政策“讲解员”的身份促使党员和社会主体意识到各自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目标中的角色期待，以政治情感辅助履行政治义务。其次，传统伦理文化影响人的社会期望。以五常为基础的儒家亲缘人伦通过关系外扩，发展为以差序格局为基础的熟人人情。人情社会的主要内容是因互动而产生的“爱他人”的互惠情谊。基层党组织应以灵活变通的思维通过这种人情期待促成基层行动的开展。再次，共同体文化也能唤醒人的社会期望。嵌于基層治理单元内的党组织和党员可以通过共同体文化唤醒人对于特定群体归属的情愫，使人自觉以单位、组织或社区的特殊期待调动或约束其行为。
三是通过文化塑造社会场域的象征符号，加强基层凝聚力。符号是信息与意义的载体。在基层社会场域，党徽、党旗、政治标语、红色歌曲、党员宣誓等政治符号都能标识党的存在，通过反复的感官刺激，强化党的政治形象，使基层群众产生对党的情感。同样，基层社区、企业、社会组织也以社区共同体文化、企业文化等为资源，发掘主体性符号的创新空间。这些外在客体符号化的文化成分能唤醒基层治理场景之外的主体情感，使成员回忆、联想这些符号代表的文化内涵和身份要素，从而使人们更有可能体验到团结感。［６］60
（三）打造社会场景以增强情感治理能量
一是打造基层地志型场景。地志型场景被广泛运用于基层党建的治理场景之中，基层社区党组织擅长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并以场景自然融合或场景特殊标识等形式塑造多重属性的地志场景，包括社区中的文化广场、象征性雕塑等开放式场景以及历史文化纪念馆、党群服务中心等封闭式场景。党建地志型场景常以显著的政治符号标明政治意义，以党史回顾的形式将居民代入历史性的群众角色，通过史料呈现和预先的二次意义建构，引导群众将“沉默的历史证据”与鲜活的革命精神勾连起来，实现跨时空的情感共鸣。地域地志型场景也通过类似的实物陈列或辅之以先进的媒体呈现技术实现群体身份溯源，在共同回忆中使社区居民形成类似“洪湖人”这样的文化群体标识。地志型场景也注重从时代潮流中增添现代价值意蕴，以实现对政治记忆的再生产［１７］，即通过对未来共同体建构的畅想将本土居民和外来居民以新的文化符号凝聚在党建治理体系内。
二是打造基层事务型场景。党扎实推进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实践为基层协商民主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场景。首先，基层协商民主为解决基层事务创设了一种个人能够畅言与倾听的政治空间。党以协商发起人和主持人的身份推进基层协商民主场景的建构，通过“理性的对话”和“合理的同意”促成一种以宽容、友善、信任、尊重为理念的互动式网络结构，在促发居民公共意识、重建社会团结中发挥关键性作用。其次，党的先锋引领作用在基层具象化为党群间情感动员的行动场景。生活场域是基层治理的重要领域。［１８］“引领-带动”的行动逻辑在于党员身份与党员行动以生活化的表达长期沁润在社会生活的细微情景之中，通过设置党员先锋岗、党员服务队，划分党员责任区等方式，发挥党员的引领示范作用，凭借其主动的治理参与行为带动基层群众走出家庭“私域”。［１９］党员以可感、持久的服务与奉献行为使群众对党员的积极评价沉淀为对党的积极情感，赓续党群共建的情感记忆，构建时代新的历史叙事场景。
三是打造基层仪式型场景。基层党建化治理中的仪式型场景包括基层人员的入党仪式、任职仪式，表彰仪式，文艺、娱乐汇演仪式，纪念与祭奠仪式、文化教育仪式等。在仪式固定的程式中，共同在场者对仪式元素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并形成一种节奏性的愉悦和集体兴奋，共享心境使仪式成员获得一种“我们”的群体团结感，并增强其情感能量。如在参与式的党建文娱汇演中，参与者沉浸在音乐、灯光、服饰以及群体氛围塑造的“感染域”中，形成党群共鸣的“情绪场”。按照互动仪式理论，人群以具象化的符号形象表达、升华集体的兴奋感，如党旗党徽、企业或社区的文化图标与口号等，它构成了政治仪式鲜明的一部分，也在仪式中发挥唤醒记忆的功能。一旦群体符号确立，将在群体成员之间循环，并演变为群体的特色文化资本［６］66，就如同社区中特有的模范榜样、故事记忆、标志话语成为社区共享的特殊文化资源，这样的群体符号越显著，越能保持社区高度的情感能量。
参考文献：
［1］赵绪生.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5）：81-88.
［２］李慧玲，陈洪连.情感治理：柔性治理的理念与实践［N］.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09-14（8）.
［３］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132．
［４］贺东航，吕鸿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势能［J］.东南学术，2019，（6）：1-11.
［５］刘芮杉.共产党员身份认知的三重境界［J］.前线，2020，（11）：32-35.
［６］［美］乔纳森·特纳，简·斯戴兹.情感社会学［M］.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７］吴晓林.理解中国社区治理：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关联［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5.
［８］P·Bourdieu，L·D·Wacquant.An Invitation to Reflexive Sociology［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127.
［９］江小莉，王凌宇，许安心.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动力机制构建及路径——破解“奥尔森困境”的视角［J］.东南学术，2021，（3）：105-114.
［1０］李全生.布迪厄场域理论简析［J］.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46-150.
［1１］何红梅.人的现代化与人的情感需要——转型期两性情感现状的理性思考［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96-100.
［1２］許爱梅，崇维祥.结构性嵌入：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现机制［J］.党政研究，2019，（4）：32-37.
［1３］张艳国，李非.“党建＋”：化解城市社区治理多元主体间矛盾的新路径［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２２，（５）：１１-１８.
［1４］罗敏.要素协同、情感联结与基层治理现代化［J］.求实，2020，（4）：41-55.
［1５］陆芳萍，杜玉华.国家—社会之外：城市“两新”组织聚集区社会治理的困境及其超越——以上海陆家嘴金融城为例［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27-136.
［1６］王向民.传统中国的情治与情感合法性［J］.学海，2019，（4）：55-63.
［１７］杨绘荣，刘佳佳.仪式场景：政治记忆建构的空间之维［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22，（6）：66-77.
［1８］张敏.美好生活的实现场域与基层治理的目标、功能设定——再议美好生活与良好治理的关系［J］.行政论坛，20２１，（６）：２８-3４.
［１９］孟燕，方雷.动员型治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的内在机理与实现机制［J］.探索，2022，（6）：85-97.
（责任编辑 吴 楠）
猜你喜欢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场域民主论辩场域中的法律修辞应用与反思法律方法(2022年1期)2022-07-21百年党史场域下山东统战工作的“齐鲁特色”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2022年1期)2022-04-19中国武术发展需要多维舆论场域武术研究(2019年12期)2019-04-20党建引领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共治的探索与实践上海党史与党建(2017年3期)2017-03-16民间组织发展对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影响青年时代(2016年19期)2016-12-30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履行监督责任的问题与对策学理论·下(2016年11期)2016-12-27党组织怎样下好“基层治理”这盘棋人民论坛(2016年24期)2016-12-13宋代民间社团对基层社会治理影响几何人民论坛(2016年30期)2016-12-05组织场域研究脉络梳理与未来展望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16年2期)2016-12-01豫园街道党建引领下非公企业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探索上海党史与党建(2016年3期)2016-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