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庆锐
（青海民族大学，青海 西宁 810007）
对于个体的人和整体的社会而言， 记忆无疑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心理和社会机能。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首先将记忆的形成划分为编码、存储和提取三个主要阶段。在此基础上，历代心理学家对记忆进行了系统科学的研究和探讨。
在对记忆的形成、模式和特点进行不断探讨的过程中，心理学家逐渐发现记忆不仅仅是大脑被动地储存过往信息的过程， 实际上它还是一个选择和解释的过程，记忆是被构建的。
因而，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Frederic Charles Bartlett）将记忆的关键特征归纳为“重建”而非“再现”，他认为：“我们对过往事件和故事的记忆不是一种复制， 而是基于既有的预设、期望以及我们的‘心理定势’而进行的重建。
”[1]
文化记忆理论正是沿着“构建记忆”（constructing memory） 这一思路阐发了记忆的社会属性，认为在人类社会中，“记忆”不仅是人类个体官能的反映，更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既是一种心理活动，也是群体性、民族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记忆” 能使我们在个人与社会两个层面形成对自我的认同意识。就个人层面而言，记忆是内在而自然地嵌入心灵并与思维同时产生的心理机制，即“个体记忆”；
就社会层面而言，记忆是社会生活的一种作用机制，它依赖于社会化的交往，能使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共同生活，即“社会记忆”。德国埃及学家扬·阿斯曼（Jan Assman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与社会记忆相关的“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他认为文化记忆是“一种集体记忆形态，它为许多人所共享，向这些人传递着一种集体的（即文化的）认同。”[2]文化记忆是人类记忆的一个外在维度，任何一个民族的记忆都是通过具体的文化表征形态呈现出来的， 而任何文化表征都蕴涵着一定的社会记忆和民族记忆， 记忆也逐渐成为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文学作为文化记忆的记录和载体， 通过其美学结构赋予了一种文本外（extratextual）的文化记忆功能， 每一个具体的文本都再现或呈现了某种历史与文化。
可以说， 文学写作既是一种记忆行为，也是一种文化阐释。“每一份具体的文本都蕴含着宏观记忆空间，或者再现了某种文化，或者呈现了那种文化。
”[3]基于文学与文化记忆之间的这种互渗关系， 我们将当代撒拉族文学置于文化记忆理论的视角， 对浸润于文学文本中丰富而独特的撒拉族文化进行多向度的审视， 从而探析当代撒拉族作家如何通过文学文本将民族迁徙的历史、 家园情怀的书写和文化身份的认同等个人与集体的文化记忆进行钩沉和叙述， 进而通过文学的记忆性表达确立其中华民族共同体身份的文化认同。
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 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与曾经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是对集体记忆中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历史记忆是族群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 它把人群凝聚成整体的记忆， 撒拉族的民族历史构成了集体记忆的主体内容。
因此，在当代撒拉族文学中，对族群迁徙的远古传说、 先祖英雄的历史故事成为作家们普遍关注和叙写的民族记忆。据民间传说和学者考证，撒拉族先民是游牧于伊犁河一带的乌古斯部的撒鲁尔人，13 世纪前半叶阿干罕的儿子尕勒莽被蒙古贵族签军，他率领本族170 户，以“撒尔特部”名号东行，一路辗转行军，最后驻屯于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循化县）。
经过七百多年的繁衍生息， 形成了以撒鲁尔人为主体的新民族——“撒拉族”。[4]这段先民东迁的历史经过撒拉族祖祖辈辈的讲述逐渐演化成了一个美丽的传说。
据说撒拉族的祖先尕勒莽和阿合莽为了躲避国王的迫害，携十八个族人和一峰白骆驼，驮着故乡的水、土和《古兰经》跋山涉水一路向东，历经艰难险阻来到黄河之滨、孟达山下，同行的白骆驼神奇地石化，口吐清澈的泉水，人们惊奇地发现这里的水土与从家乡带来的水土完全相符。从此，撒鲁尔人便在这片白骆驼石化的土地上定居了下来。[5]族群东迁的这段历史在撒拉人几百年的口耳相传中被赋予了神奇浪漫的色彩， 作为民族历史的表征深深嵌入撒拉族人的集体记忆当中，成为“一个群体内的所有成员所共享的、有关过去的表述”[6]。虽然流传于撒拉族群体中的祖先故事、白骆驼、骆驼泉等传说是撒拉族基于族群来源的历史而演绎成的美丽的神话故事，但“对于文化记忆来说，重要的不是有据可查的历史，而只是被回忆的历史。……在文化记忆中， 基于事实的历史被转化为回忆中的历史，从而变成了神话。
”[7]因此，这些美丽的神话成为了当代撒拉族作家文学创作的灵感源泉， 作为独特的文学母题深深镌刻在撒拉族的文学文本和文化记忆当中。
诗人马忠以史诗的形式讲述了尕勒莽和阿合莽两位英雄先祖传奇的人生，他们出生“三月就能说话/声音出奇特洪亮/他俩九月就能爬树/身体健壮又彪悍//他们三岁时/就能背诵《古兰经》/他们九岁时/就能骑马射箭/十二岁上当伊玛目”；
弟兄俩带领族人东迁时，“山美水秀无心看/金银堆山不贪恋”，“千辛万苦勇往前/万难不屈是性格”，最终带领族人找到了定居之地，从此安居乐业。两位先祖去世归真后， 撒拉族民众为了纪念他们的丰功伟绩， 在骆驼泉边各建了一座四面留窗不盖顶的拱北，但“奇特的事情发生了/两拱北中间分别/各长出一棵榆树//且长势非常茂盛/罩住了整个拱北”。[8]作者用叙事长诗的形式陈述了先祖神奇的经历和族群迁徙的历史记忆。
作家马文才的散文《谒尕勒莽墓》从谛视与观照民族过往的历史沧桑中叙述了他踏着深秋的脚步去拜谒先祖尕勒莽和阿合莽墓时的所思所想。作者站在肃穆的墓园，脑海中不断地浮现出民族迁徙时的艰辛， 叙述中渗透着对两位“深眼窝、高鼻梁，长髯飘胸，头缠达斯达尔的撒鲁尔首领”深沉的敬佩与缅怀。[9]撒拉族作家通过各种叙事方式保存着以“弟兄祖先故事”为民族根基历史（primordial history）的文化记忆，反复叙写着对祖先悠长的追忆，“八百年造就了一个民族东迁的史诗/唯有来自撒马尔罕的叮叮驼铃声/至今萦绕在耳旁”[10]。
撒拉族祖先的东迁史是可被记忆的族源历史， 传说中的白骆驼和骆驼泉以及孟达天池便成为了历史记忆的象征。在诗人笔下，甘甜的骆驼泉水是“骆驼的汗水/汇聚祖辈的血液”形成的，即使历经百年的沧桑和“无法数尽的年轮” 也依然清澈，而那“立在源头的骆驼/面对盛夏的繁茂/收缩呼吸/淡忘岁月的艰难”，人们“只要喝一口泉水/就有一种超人的灵感。
”[11]（马忠《骆驼泉》）当俯身骆驼泉捧饮时，在撒拉人心中“这不是普遍的泉水，它的成分，不是H2O。
细细回味吧，一股浓浓的情感飘逸自遥远。
”[12]（马文才《撒拉川：撒拉尔的归宿》）在历经了千难万险之后，撒拉族的先祖们找到了因恶人作恶而消失的天池，“悲喜交集的人们认定这是真主又把天池赐给了人间， 于是便在这里停下脚步，过起了安居乐业的日子……”“啊！美丽的池，迷人的池！那闪烁的波光可是你脉脉含情的目光？那荡漾的金水可是你飘舞的霓裳？那轻轻拍岸的浪花可是你欢迎的掌声？ 置身在这清凉世界中，面对着这如锦似画的美景，我忘记了人间天上。
”[13]（韩新华《我们家乡的天池》）作为对民族历史记忆的一种自觉， 作家们在文本中将民族的过去改写成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学意象， 以此表达自我身份的认同。
当代撒拉族文学中这些神奇的族源神话传说，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对撒拉族人已不重要，因为“神话是具有奠基意义的历史”，[14]这种在现实家园的叙述中给予民族历史钩沉的叙写， 不但未影响历史的真实， 反而使民族历史拥有了可持续的规范性和定型性力量，从而变得更为真实。作家们把真实的和想象的、 被记住和被遗忘的东西结合起来， 通过文本叙事对记忆的运作进行了想象性的探索，从而提供了有关过去的新视角，构成了撒拉族人文化记忆的核心。“讲述和倾听神话也是记忆的表现形式”，[15]可以说，当代撒拉族文学参与、重复和建构了族源历史的记忆，通过文学文本的世代回忆和传颂让民族在面对自己和世界时更好地认识自我。
因为“每个集体都相信与久远的人和事有关联， 这些人和事构成了它们的根。这个根不仅确定和保证了相关集体的身份，而且指明了这个集体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和前进的方向。
”[16]因此，当代撒拉族文学对民族历史的记忆书写无疑成为保持民族身份与文化存续的有效形式。
扬·阿斯曼在谈及文化记忆与时间、空间的关系时说：“记忆与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密切相连，比如节日表反映了人们为了庆祝或者纪念而共同度过的时间，而房子、村庄、坡地、山峰、河流、城镇及其附属物共同构成了支撑和激发人们记忆的空间，这些物质世界打上了深深的社会烙印，它们具有特定的社会象征意义。
如果一群人想成为一个固定的群体并保持这种集体关系， 那么他们就不仅需要一个相互交往的空间， 而且要用各种象征符号布置这个空间，以便他们的身份凸显出来，他们此后的记忆也便有了立足之地。
”[17]对于撒拉族而言， 具有社会意义和历史记忆的空间便是祖先东迁后定居的家园——循化。所谓“家园”，在地理概念上是指祖辈生活的地方， 同时也指个体的文化心灵或文化精神的始源。
在撒拉族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家园包含着两层含义，一个是超乎具象世界的精神家园， 即先祖曾经生活过的那片遥远的净土；
另一个是实在的家园，即脚下这片世代生息的土地。在数百年的繁衍生息中，他们更多地将民族群体对精神家园的依恋倾注在族群东迁后的这块聚居之地。
循化县是撒拉族的聚居地区，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位于青藏高原边缘地带，四面环山，山谷相间，因地势低洼俗称青海高原的小江南。县境内分布着雪山、草场、森林、农田和渔场，自然景观绚丽多彩。
峡山奇峰耸峙，丹霞地貌峥嵘相间， 天池旖旎多姿， 林海苍松荫翳， 江南妩媚秀丽之景与高原粗犷奔放之姿诗意地糅合在这丹山碧水之间， 堪称自然奇特的造化之处。这里不仅是撒拉族形成和繁衍的现实家园，更是他们民族文化记忆的精神场域， 正如马丁笔下所描绘的：“从村后流过的黄河。
村旁河滩里一眼眼泉水汇成的小河。大山深处的森林。土木结构的农舍。
农舍四周的麦田、收割后的麦茬地。
村庄高处的打麦场、 绕着场打连枷的队伍和响彻村庄上空的连枷号子。还有：地头和家中整日劳累中的母亲们；
从不敢抬头走过男人面前的年轻女子；
腰别着一把斧头、赶着清瘦的毛驴、驴鞍上挽有三股子皮绳上山的男子；
穿着黑长袍匆匆走向村庄最高建筑物——清真寺——的老人。还有：位于村庄南头与日俱增着新的坟堆、 始终高于村庄的祖先们的坟滩。还有那环绕着村庄，将村庄围得严严实实的四面大山。
”[18]（《走出孟达峡》）这个具象而实在的家园，不仅浸润着每一个撒拉人的个体经验，而且激发着族群潜在的集体情感， 家园空间的叙事作为民族历史和族群情感的象征性中介成为当代撒拉族文学中持久的审美性存在。因而，当代撒拉族作家对家园情怀的表述除了以白骆驼、 骆驼泉和天池等与族源历史相关的空间场域之外，以街子、村庄、黄河等为代表的俗世家园也成为了他们创作的切入点， 他们将家园意识与历史情结融合在一起，以家乡的山山水水、人文风俗作为吟咏描写的意象和母题， 在文本中建构了一个家园情怀的记忆之场， 为民族的文化记忆提供了空间上的支撑。
循化的街子是撒拉族的发祥地，意为集市。撒拉语称街子为“阿里提欧里”，一般解释为“埋葬撒拉族祖先尕勒莽六个儿子的地方”，或是“六个儿子”等。[19]因此，在撒拉人心目中，街子有着他人无法体验的民族历史内涵和文化意蕴。
尤其对远离家乡的撒拉人，街子是他们对家园的回忆和念想。在诗人韩原林眼中，即使“三月的雨朦胧了街子/模糊了街子的味道，那里依然是/车水马龙，人来人往， 纯朴典雅”， 游子的心融化在雨中的街子，“哦，三月雨，街子/雨落素颜，烟雨淡香如故/一份清纯一份淡雅，在最自然的舞台上/和着三月街子独特的旋律/走来，相遇，羞涩一笑”，离去时“怅然久立，再次回望/牵挂、孤独、惦念朦胧了双眼/花瓣坠地的声音散落成异乡的温暖。
”[20]（《街子情韵》）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还乡使故土成为亲近本源之处。
”[21]回到故乡的游子在街子寻找着生命的本源和族群的记忆，他们拜谒先祖之墓，怀幽古之思；
沿着奥土斯“辨认历史遗下的足印”，“一路遐想，一路感悟。遐想不尽历史的变幻，感悟不够人生的悲欢。
”[22]马文才《街子三题》）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由创作主体的“空间位移”可以看到，“离乡-归乡”的游走形态成为撒拉族作家书写家园情怀的记忆表达。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也是撒拉族人的生命之河，它从西向东横贯循化县境北部边缘，使得撒拉族人的生活打上了深深的黄河烙印。因此，在当代撒拉族作家的文学作品中， 黄河是他们特别钟爱和反复叙写的家园意象。在撒拉人心中，黄河“那是先祖第一滴汗水的延伸/那是我们民族古老的血缘/那是一片流动的土地/每一峰浪尖/起舞一部血与泪的历史/每一声惊涛/回荡震惊乾坤的呐喊/黄河，就像无数匹脱缰的野马/扬起鬃尾狂奔……我认识黄河/认识那古老粗犷的黄河/那河是一脉血流/汹涌于我们粗壮的脉管/那河是一片土地/生长着很多关于我们的故事。
”黄河不仅是当代撒拉族文学作品中一个家园空间的地域表征， 更是撒拉族民族性格与灵魂的象征符号，“黄河的血液是我的血液/黄河的呼唤是我的呼唤/我的灵魂像黄河一样深沉。
”[23]（韩文德《撒拉人的黄河》）“啊 黄河/你滋润了撒拉的家园/你磨炼了撒拉人剽悍的性格。
”[24]（马忠《悬崖边上的抒情》）正是宏阔博大的黄河孕育了远方而来的撒拉族人，“仿佛是命运的巧合/满天烟云， 招来/远方飘零的民族/激流中， 又几多筏子客/将未卜的生命/悬上浪尖/抛入拧动天地的漩涡//……只有血染水色的冲撞/和九死一生的拼搏//你在担心这命运吗/看吧——出峡口/又一峰滔天巨浪/浪尖上，晨曦/正拥抱着一个剽悍的民族/啊！ 撒拉尔/黄河一样粗犷的歌。
”[25]（马学功《孟达峡》）在汹涌奔腾的黄河浪尖上孕育和诞生了坚强的撒拉尔民族， 这是何等豪迈的家园情怀！
家园书写不只是基于“故土”的写实，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多向度拓展的转喻空间，是作家审美观照的重要精神媒介。街子、黄河等具象化的空间地域是族群作家心理基础上的家园记忆，它包含着文化与精神的传承。“撒拉尔的故乡/流淌驼铃的回声/灿烂的风景/望着黄河/歌唱心中的花儿/呈现撒拉阿娜的风韵/这是撒拉尔的故乡……望着高原/迈进西部的天堂/醉人的风光温馨的家/园/啊/撒拉尔的故乡/人杰地灵的地方/饱含岁月的光芒。
”[26]（马忠《撒拉尔的故乡》）“撒拉尔的故乡”对当代撒拉族作家而言， 是一种族群情愫和精神命脉。
本质上说，它是族群精神寄托的所在。
这种情愫投射于文学当中， 则是艺术化过程中的一种精神指向。
正如诗人韩文德所说：“无论你在天涯海角/还是走到哪里/老家就在河边/涌动破碎的浪涛，无论你沉默孤寂/还是坐在哪里/老家就在核桃树下/聆听久远的古歌，无论你耕耘劳作/还是苦在哪里/老家就在麦地里/追逐少年的梦想，无论你在哪里/老家始终是自己的影子/不远也不近/不淡也不浓”[27]（《撒拉尔地方》）。
家园是撒拉族作家文学创作时走不出的背景， 他们在此背景之下关照和叙写着家园的命运和民族的记忆， 用充满诗意的笔追溯民族远古的历史，叙写遥远的精神家园，在感叹民族命运的同时， 也将浓浓的乡情倾注在脚下这片生于斯长于斯的黄河谷地， 他们带着浓厚的家园情结， 一次次用手中的笔勾画着撒拉尔民族的历史， 他们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因为有着记忆的影子而饱蘸着情感的汁液。
对个体而言，若没有记忆便无法确认自我，正如乔纳森·福斯特（Jonathan K.Foster）所言：“你就是你的记忆。
”[28]“文化记忆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身份‘定位’”。[29]“一个集体的成员通过一同选择值得回忆的东西来加强集体身份， 而集体身份的确立反过来又有助于记忆的恒久。
”[30]在历史记忆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从而形成了民族身份的认同与文化的认同。
身份认同归根结底关涉到个人回忆和集体记忆， 任何一个群体都是借助记忆培养出群体的身份和文化的认同。
撒拉族先民自公元十三世纪由中亚撒马尔罕迁徙至青海循化定居后， 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一直被称为撒鲁尔人，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被国务院认定为撒拉族，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由于这段特殊的历史，使得撒拉族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身份认同意识。
被称为“撒拉族文学第一人”的老一代著名诗人韩秋夫在诗作《东来的驼队——也为撒拉尔一唱》中写道：
“我是从远方从坎坷曲折的传奇中来/认准东方 认准晨光熹微的方向/我是带着黄卷水土的标本而来/还有一杆要求公平的秤杆/那是一个有花和故乡水土相同的热土/那峰白骆驼疲惫地倒在传说的泉边。
有多少次邂逅 多少次的照面/都擦肩而过 只留下陌生的背影/请你用平视的瞳仁端详我/只消/一瞥真诚的眼神/一个会心的手势/我都会回应 只是/典籍中无数次地被打入另册/我是谁 我期待着命名。
”[31]此诗写于新中国解放初期撒拉族尚未被确定新的民族称谓之时。
韩秋夫在这首早期的小诗中， 通过对族群迁徙历史的记忆书写表达了对本民族身份确定的期盼和身份认同的渴望。
一个民族的形成是其自我定位的重要指征， 但对民族身份的认同不仅表现为民族称谓的确定， 最根本的还是对这个民族所具有的宗教信仰、文化认同、精神气质等内在因素的认同，因为民族“是一群有共同语言、宗教、服饰、血统、体质与风俗习惯等文化特征的人。
”[32]文学本身就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记忆形式， 文学的记忆功能即包括再现和传递民族文化。因此，当代撒拉族作家在文学创作中对本民族宗教风俗、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等进行了多维度的书写， 通过文学叙事强化对本民族身份的自我认同，同时，也更深层次地表达了对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意识。
宗教在形成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共同心理素质方面的作用尤其突出， 它构建了一个族群或民族的基本价值观和伦理道德标准， 是维系历史记忆的重要纽带。
撒拉族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伊斯兰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 一种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社会制度，一种生活方式。
”[33]从现实生活来说， 宗教生活构成的民族文化是信仰伊斯兰教的撒拉族人生活的主体内容， 也是他们所具有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因此，由信仰支配下的宗教情怀是当代撒拉族文学中彰显的一个主题。“那种触动心弦的呼唤/仿佛血液汹涌的回响//仿佛又回到很多年以前的早晨/听见那熟悉得令人作泣的赞辞/那赞辞既不飞翔也不凝固/它就在我的血液里/它就在我体内的每个角落里洋溢着/就在唤醒我的那一瞬间。
”[34]（撒玛尔罕《清真寺传来的唤礼声》）“摄人魂魄的宣礼声传送很远/头缠达斯达尔的老人以回响天宇的赞词/唤醒了黎明。
”[35]（撒玛尔罕《十一月》）“在你的黎明。
在你的黄昏/每一段颂辞/每一条血管里/在抬头俯首的思索里/唇齿之间/祈祷犹如白色的鸽子/随时从你的心灵与唇舌间飞出/翱翔天堂的上空。”[36]（撒玛尔罕《信仰》）当代撒拉族作家们或通过人物的宗教信仰， 或通过民族的节日文化， 或通过着装特点来表明民族的身份特征。
清真寺、唤礼塔、拱北、礼拜仪式、朝觐等成为了作家们寄托民族信仰、 民族情感的载体；
作品中小小的无边白帽、朴实无华的盖头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服饰描写，在他们笔下，这些承载着撒拉族民族文化因子的文学意象， 不再是一种文学场景或生活现象， 而是成为融汇了撒拉族人生命精神的文化实体和审美意象， 激活着族群的集体记忆，使民族身份由此变得形象而直观。
对撒拉族民族身份的深层表现和认同， 还反映在作家们对撒拉族人刚强硬朗精神品质的自觉挖掘当中， 这种深层次的探索建构起了当代撒拉族文学创作的心理向度。
马学义在小说《撒拉爸》中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具有坚强毅力和崇高品格的淳朴的撒拉人形象。撒拉爸“是一个铁打铜铸的、头割了还到黄河里喝水的筏子客”，他生性刚强，“衣服剐烂了，皮肉擦破了，筋骨扭伤了，他全然不顾，仍跟上一帮年轻人，声嘶力竭吆喝着，粗野地咒骂着，怒冲冲地拳打脚踢着，把一群惊恐不羁的牦牛经狭窄的桥板强行往闷罐车里驱赶”。他从小水性极好，且有超人的胆量和力量，因而得了“撒拉爸”的美誉。
当撒拉爸得知张主任利用了他的善良和超高的游泳技能而谋取私利， 并想用赃物贿赂他时，他感到“他的率直、笃实、善良受到了欺骗，人格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莫大侮辱，筏子客的尊严和声誉遭到了不能容忍的亵渎和践踏。”他毅然决然地拿起那包贵重的赃物重新向河心走去，并无不鄙夷地说：“畜生，你知道吗，嗯？古拉亥（喻信誉、尊严）比什么都贵重！ 哼，畜生！ ”[37]马学义的另一篇小说《重别故里》中的伊拉斯，也是一个在黄河里跌爬滚打长大的筏子客。
面对湍急飞泻的河水， 伊拉斯像父辈们一样练就了坚强的意志和不畏艰险的品质。“撒拉的尕娃， 本事的疙瘩”，伊拉斯的勇敢受到了人们的认可和称赞。
在对伊拉斯强有力的生命律动的描写中， 渗透着作家对他这种坚韧、刚强的民族气节的赞扬和肯定。通过人物形塑出的韧性和坚毅无疑是撒拉族儿女能够在这块土地上世世代代繁衍下去的民族精神，也是民族特质的鲜明体现。
身份认同包括族群认同、 社会认同、 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等多重维度，但最根本、最核心的维度当数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人们在一个民族国家共同体中长期生活而形成的对该民族国家文化精神的肯定性体认。在撒拉族作家笔下，虽然独特的撒拉族民族文化是其描写和记忆的主要内容，但值得一提的是，作家们在叙写族源历史、家园情怀的同时， 始终将本民族的命运与其他民族联系起来，更与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从民族文化身份的自我体认走向中华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这种文化身份认同的集体意识源于撒拉族形成的历史经历和生活的文化场域。
虽然撒拉族的祖先是从中亚东迁而来的撒鲁尔人，但据史料记载，撒拉族是不断吸收蒙古族、藏族、回族、汉族等民族成分而形成的一个以撒鲁尔人为主体的新民族。[38]因此，民族文化的交融印刻在撒拉族的集体记忆当中， 同时也自洽地表现在文学作品的叙事中。
先祖们来到循化后，“藏族兄长骑着马来了，蒙古大哥赶着牛来了，”他们诚挚地招呼远方的客人“到账房歇个气，吃一口酥油糌粑，喝一碗牛奶茶。
”在听了先祖坎坷的东迁经历后，“藏族兄长以爱女相配， 蒙古大哥慷慨腾让出地盘，让远路而至的落难兄弟安居下来。
”对于蒙藏民族兄弟情同手足、鼎力相助的这段历史，撒拉族人民铭记在心，“饮泉泪别， 异族兄弟将情义洒在了泉中。
驼泉因融入藏、蒙、撒手足浓情而其味无穷……”[39]（马文才《蜕变·撒拉川：撒拉尔的归宿》） 从此以后，“藏民撒拉成一家/藏族阿妈撒拉爸/藏族成为阿项仓/是撒拉人骨头的主。
”[40]（马忠《尕日莽 阿合莽：撒拉族史诗》）撒拉族人民生活在汇聚了游牧文化、 农耕文化和商业文化的黄河之畔， 在多元文化的交融中形成了阔达包容的精神气质。
正如作家韩庆功所言：“拨开宗教文化的神秘云雾，透过民族文化的悠悠回声，在中华民族千古一承的奔涌血脉滋养下，循化承载着儒家文明、 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汇入一脉的厚重，为当今不同文明和谐共存的世界性话题提供了范本。
”[41]正是民族文化交融的历史经验，使撒拉族人的血脉中渗透着多元文化的深刻体认， 塑就了撒拉族作家复合型的文化人格。
他们借这种多元的文化优势，丰富了自我的文化资源，扩张了自我的精神空间， 不仅在作品中表现了极富民族特色的创作主题， 而且由于创作资源的多元性与文化格局的多元化， 和其他民族文化共同构建一个“多元一体”的多民族文化体系，在确认自身民族身分的同时，真正确立起有根基的、牢固的国家认同观念，彰显了“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文化认同和文化共识比其他任何方式都更能凝聚人心和力量”[42]，从而使当代撒拉族文学呈现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认同和记忆书写。
“文化记忆的基础是通过媒介而实现的沟通”，文学作品是一种“建构和观察着记忆的媒介物。
”[43]当代撒拉族文学正是观察和建构本民族文化记忆的有效媒介， 它关注过去在当下的记忆性存在，考察过去与现在的关系，描述个体和群体在记忆之上建构的自我认同。
虽然文学文本并非文化的全部，但无疑是表达和表现文化的最佳形式。扬·阿斯曼的文化记忆理论（Cultural Memory Theory）强调历史的传承和文化的延续，以及身份在现实生活体验中的重构。
当代撒拉族作家们通过不同的文学叙事策略对过去与当下的自我进行阐释，将神话与历史、家园与空间、民族与文化进行关联与对接；
在对祖先追忆和缅怀的神话叙事中存续集体的记忆， 在家园空间的描写中抒发民族的情感， 在民族精神的叙写中认同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作家们用自己特有的民族感情去思考、用特有的民族心理去感受、 用特有的民族色彩去描述熟悉的本民族生活， 源源不断地从本民族文化的集体记忆中汲取营养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和源泉， 使历史与文本的互文成为其文化记忆的阐释模式和审美表象， 从而达成了某种人文默契，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鲜活的激情，由此获得了丰满而持久的创作生命力。
撒拉族文学并未只聚焦于本民族历史的静态再现， 而是更多地直接参与建构历史流变中的族群经验， 找寻本民族文化记忆在当代传承的实在意义， 由此增加了当代撒拉族文学的精神广度和文化厚度， 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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