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耕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此后我国初步形成引导小农户走上现代农业发展轨道的基本政策框架。在“大国小农”的特殊国情背景下，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衔接过程面临着组织、观念等多个层面的挑战。尤其是在现阶段，农业现代化可能产生的巨大社会生态效益，与兼业小农户可能获得的微小个人收益之间存在着长期矛盾(苑鹏，2021)。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过程，也是乡土社会与外来力量开展持续的资源与意义交换的过程。因此，回应衔接过程中的挑战，有必要重视地方性知识，它们既支撑了乡土社会与诸多外来力量的互动，也赋予了小农农业存续的空间(付伟，2020；
熊春文，柯雪龙，2021)。社会学在科学技术研究领域里的“转译”概念，以及人文地理学的“尺度重构”概念，能够帮助我们勘察地方性知识的生成过程，发现乡土资源协助小农户衔接现代化产业的具体机制。在阐释“转译”和“尺度重构”概念之前，有必要从内外交流的视角出发，检视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衔接的过程中实际存在的组织与观念性障碍有哪些，从而有助于理解引入“转译”和“尺度重构”两个概念的必要性。
规模是制约小农户生产的因素。在小农户衔接现代农业的过程中，“组织化”被反复提倡。目前，国内组织化带动小农户的常见路径有龙头企业、合作社、新型农业服务主体等。国内农业社会学的一些研究指出，上述路径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难和局限。例如，公司领衔的模式由于资本本身的占取性，容易使农户依附于垄断化的、商品化的技术供应体系(陈义媛，2019)；
空壳合作社不能全面有效地组织和带动小农户发展；
新型农业主体则促使政府支农项目资源向自身倾斜，小规模农户的需求成为政府分配资源的盲点，其生存空间受到挤压(陈航英，2015)。面对“公司吃农户”“大农吃小农”等陷阱，社会学者倾向于强调外源性的发展路径和模式容易脱离中国的农村社会基础，忽略农村社区的特殊社会构成以及社区内外关系的结构(陈航英，2019)。在该问题丛结中，各类新旧农业主体如何参与并制约社区结构内外的信息传导与变形，是值得探索的问题。外部力量进社区，受制于社区的理念信仰、文化逻辑和社会结构；
同时，外部力量自身所附带的社会伦理和基本价值体系，乃至细节化的操作步骤，也影响着社区运作的习惯。在双向互动与制约中，必然发生着“转译”。
“转译”(translation)的概念源自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由法国科学和技术社会学家米歇尔·卡隆(Callon,1984；
1986:19-23)和布鲁诺·拉图尔(Latour,1987:108；
2005:133)率先提出，约翰·劳、玛德琳·阿克里奇等学者也有贡献。此处的转译并不是指语言的翻译操作，而是指代一个复杂的协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原本不同的意义、事物和利益被处理成看起来相同的东西，继而发生变化并向前演进。转译作为一种有目标的行动，需要关键决策者动员多重力量，吸收他人参与。转译也依赖一个强大的异质性行动者网络，从而转换人们的兴趣并赢得他们的支持，让人们接受选择并满意于加入这个网络之后的转变。在转译的过程中，人与非人的物料、技术都在调适各个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弥合可能的利益冲突、组织难题或观念分歧。因此，转译概念试图破除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赋予人与物对等的作用(Latour,2005：108，260)。“转译”这个术语还特别强调相关研究视域下的行动者与媒介，其不再是被动的传达意图者,而是积极的行动者。行动者与媒介会重新界定、展现乃至背叛其所传输之物(拉图尔，2010：108，116，129)。因此，转译相比中介来说，更加强调持续“变动”中的真实性。
在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合作社、托管服务商、地方政府等多重中介主体在社区内外交换信息、资源、技术等，也涉及组织和观念上的转换、承接与过渡。转译机制在上述过程中有比较典型的体现。人类学在外源性力量进驻社区的研究中，也积累了丰富的案例，并指向一个共识：新事物的传导需要以地方层面的支配取用为前提。例如，有学者发现国际援助组织在国内推行小额贷款时，建构的是这样一种主体想象：肩负启蒙主义理想与新古典经济学属性的理性人，同时结合了穷人阶级的属性。而实际上，国内试点社区的农民建立不起援助组织所筹划的穷人组织，依然紧密依附于社区血缘和地缘结构。在申领小额贷款时，频繁发生一个人借用多名亲友名额的现象，增加了贷款额度的“垒大户”行为。有研究者指出，援助工业技术受挫的根源在于，社区内部互惠关系定义出来的主体与援助工业所设计出来的“自我负责”式的贫困主体产生了矛盾(朱晓阳，2004)。结合转译“将原本不同的事物处理成同一性的事物”的特性，我们需要追问，当下国内乡村的技术和政策传导需要依托怎样的“表面一致”的主体想象？资本、政府等外部力量导入方的主体想象与农户的自我想象之间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现代化农业技术与政策从设计到落地社区发生了怎样的转译？
外源性的技术与政策传导链条在社区经常面临水土不服的情况。因为小农户的家户单元与政策及技术推广面显然是不同的尺度。“尺度”概念来自人文地理学。它不仅是客观的地图学比例尺，也是方法论上数据收集和分析的空间维度，如宏观、中观和微观等，还是城市、全球等景观范围。尺度也具有主观的、表征的建构属性，如对某种权力范围的认知与主张。作为社会性生产结果的尺度则构成了“尺度政治”的基础(刘云刚，王丰龙，2011)。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或scalar politics)主要指各种政治主体对尺度的策略性运用。例如，通过吸纳或排斥某些主体来改变权力格局，调整主体在尺度结构中的位置从而影响态势，或者通过对尺度内涵进行重新界定从而改变政治活动的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的南非把反种族隔离的“国内”政治运动转变为国际问题，便是尺度政治运作的典型案例(王丰龙，刘云刚，2017)。尺度政治的核心机制是“尺度重构”，主要涉及各种形式的尺度变化。尺度重构主要包括尺度下推、尺度上推和尺度重组三大类型。小农户社区里的转译者在突破结构性阻碍时，虽然没有明显的政治属性，但也经常发出与地方化权利范围(scope)不同的声明(statement)，在不同层级的物质空间中调配资源，在不同的组织层级上调整政策。这些行为都属于“尺度重构”的工作，如一个合作社将内部事务上推到与村集体利益挂钩的尺度。
尺度重构本质上也是一种“转译”行为，尺度重构和转译都具有政治意味，其间行动者的突出特征都是追求具体利益或具体解释，经常涉及劝说、权力游戏和战略演习(Nicolini,2010)；
它们还具有几何学意义,包括调动人的和非人的资源且往不同方向移动(Latour,1987：210-213)，体现在尺度的方向则是尺度的上推、重组和下推；
二者也有重要的符号学含义，通过包括尺度在内的运作，让有关对象在移动过程中发生意义的转变。因此，社会学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概念与人文地理学的核心概念具有嫁接联合的基础。尺度作为“授权与分权的社会关系的具体化(embodiment)及容纳和承接其运作的竞技场(arena)”(Swyngedouw，1997：137-166)，与转译有着密切的交织。尺度重构可以被看作转译这一连续过程在空间格局与认知结构上的一种有边界的投影。也就是说，行动者总是变换既有的、给定的尺度，穿梭于各种限定之间，上推、下推并重组政策尺度和自身实践的尺度，从而构建起替代性的通路和网络。
小农户的行为自有其惯性和原则标准，小农户周边的收购商、大户、合作社负责人等“中间人物”向上对接市场，向下则与小农户的家庭经营模式结合起来，构成关键的中间人。上述人物连同技术、政策等非人的中介，一起构成了不同尺度之间的转译者。他们凭借行动和意义建构，突破原有政策和组织尺度的制约，调适小农户细密、具体的需求，同时迎合技术与政策层面通约化的、方向性的要求。本文借助转译的理论视角，观察小农户及其周遭的中介型人物所构成的社区行动者，在面对新技术、新交易方式、新品种等代表现代化生产生活元素时，如何开展尺度重构，转译其意义与流程，最终演变为一个地方性版本。这将有助于探索社区的制度和思想资源如何与国家和市场等系统性力量互相配合与牵制。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笔者于2021年10月在浙江省泰明县进行的茶产业调查。泰明县山高林茂，当地茶在1985年就被确定为中国名茶。茶产业也是该县农业经济的一大支柱产业。2020年，全县茶园总面积为8 300公顷，从事茶叶行业的人员为5万人左右，共有大小加工厂483家，其中具有标准化茶厂的企业13家，其余均为家庭作坊式(方辉韩等，2020)。笔者在该地访谈了各类生产主体和相关的领导干部、企业主等，也查阅了相关政策文件和地方志。
在分析框架方面，转译理论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卡隆提出过一个转译的步骤，即问题化—干预—卷入—动员。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是指行为者提出问题并试图说服他人他们有正确的解决方案；
干预(interessement)是指固化角色定位，加强不同行为者之间的利益联系；
卷入(enrolment)指的是行为者的参与，以及他们接受自己在优先处理某一特定问题方面的作用；
动员(mobilization)是指确保代言人按照网络的利益行事,从而维持网络(Callon，1986:19-23)。本文借鉴卡隆的四步骤法，分析转译者的行动流程，同时交织着尺度重构的框架(1)另一位转译理论的主要学者拉图尔(Latour，1987:114-121)则强调，在类似的过程中，事实或技术建构者对于他们自己的兴趣和他们想要吸纳的人的兴趣给出解释，让不同的利益与兴趣达成一致。拉图尔罗列了很多具体策略和战术，如迎合他人的兴趣、在说服对方的过程中置换对方的目标为己方的目标发明新目标等。最终这些策略战术会把技术、断言、主张变成一个人人都要经过、接用的黑匣子。。
基于行动者和结构的视角，王丰龙和刘云刚(2017)提出了一个尺度政治和尺度重构的理论模型。尺度重构的政治结果往往是改变权力关系。例如，弱势者采取尺度上推的手段，扩大事件的尺度使得权力关系向对自身有利的方向发展。他们将“尺度重构”分解为三种形式：主体的联合分化(不同个体通过联合、分化、重组形成新的数量对比关系)、层级跳跃(主体改变层级位置)和表达重构(个体改变自身活动的权限或认同范围)。
下文将从茶产业发展的两个具体侧面，说明泰明县茶农在与现代农业发展的衔接过程中所面临的一些结构性困难本质上是尺度错位和对立带来的障碍。而有效的衔接，则需要行动者从尺度重构的角度开展转译工作。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泰明县的茶叶就有自己的当家品种。然而,近几年当地茶业发展的严峻问题恰恰是老品种过时，不适应市场需求。近年来，随着消费市场对茶叶口味的日益挑剔，老种不再具备形态好的优势。此外，旧有的土种只摘单芽，也拉低了产量。品种改良成为当地茶业的燃眉之急。近年来，泰明县除了与科研机构合作选育良种之外，着力通过提高补贴力度的方式，激励农户更换品种，跟上市场变化。
比较泰明县2013年以来的三轮茶产业补贴政策可以看出，地方部门对小农经济的定位已经发生了变化。从起初的抑制小农经济、扶持规模化生产经营，转为承认小农的生产性功能，注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2020年的县茶产业补贴政策中，相关的改种补贴规定为：“对老茶园改植换种，相对连片两亩以上，种植当年补助1 400元/亩，第2、3年抚育，每年补助300元/亩”。与2013年300元/亩的补贴标准相比，补贴力度显著提升。新政策特别提出，“种植歌乐、福鼎大白、翠峰等不适制高品质泰明茶的品种，不列入补助范围”，其改种决心之大可见一斑。而且，补贴的起准线降低到平均家庭经营规模两亩，如此低的起准线在以往的补贴政策里是没有的。用当地茶产业负责干部的话说，“我们的政策这几年在向普惠化调整”。可见，地方政府的具体做法在设计上是符合推动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总体方向的。
政策的初衷虽好，但实际情况是，在品种改良问题上小农户依然与普惠式的激励政策脱钩。查阅各个乡镇报上来的申领改种政策补贴的主体，多数是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种植大户，五亩以下的小农户只有零星几个。小农户的掉队拖慢了改种的进度。小农户为何会在补贴申领中消失呢？经过走访当地干部、茶农、合作社负责人等，笔者发现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现有的加工企业依然收购土种，小农户原有的品种依然有去向；
第二，散户茶农在茶园上的亩均收益低，他们改种的意愿不高；
第三，操作流程上存在“尺度错位”困境，这也是本文想重点讨论的内容。茶园经营主体领取改种补贴之前，需要各乡镇的特色农业工作人员(当地称为特产员)为其申报。申报需要挨家挨户地测量每家茶园具体面积。户均拥有茶园1～5亩的小农户分散且量多，如果每户改种并得到补贴，申报与验收的负担将过大，对于工作负担沉重的乡镇干部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乡镇工作人员一般只给更高层级尺度的人群，即中等农户及规模以上的主体申报，忽视了户均茶园面积较小但人数众多的小农户。在此环节中，特产员通过有选择的申报把普惠型的补贴措施“转译”为一种针对大户的政策，把“撒胡椒面式”的补贴转变为现实中更具可操作性的规模式补贴。政策的“细密性”与操作的“大孔径”发生了错位。
小农户周围的中介性行动者一度做出了尺度重构的转译工作。在以前补贴政策倾向于扶持规模化经营的时候，补贴条件更不利于小农户。但是，当时的政策补贴申领验收工作可以分发给合作社负责人或者农业技术专家来承担。合作社和技术专家会把相对连片的茶园合并到一个人名下，以“垒大户”的方式报上去，从而实现改换品种与小农领取补助的双重目标。换言之，中间行动者以“化零为整”的方式将被行政成本“上推”回来的尺度，再下推回去，让小农户成为品种改良的真实参与者。他们将小农合体“伪装”成大户，把两个本不相同的主体处理成一样的存在。原本被动的小农户，“卷入”地域产业的技术和效益提升的长远规划中。近年来，为了规范补贴发放，验收权力上收到县农业干部手中，转译者的实践空间也随之消失。
在上述茶叶改种补贴申领的案例中，可以看到两种尺度：第一种是补贴政策的尺度，即只考虑发放标准和规范化流程的“面上”尺度；
第二种是众多小农户个体单元的尺度，即政策服务对象自身的尺度。行政成本、生产惯性等因素使得两种尺度的口径不一、无法对位，从而催生了合作社负责人与技术专家所组成的转译者合力操作的“垒大户”行为。他们的灵活转译与尺度重构实践，把小农户与大户两个不同的主体身份变成同一化的主体，扭转了小农户的弱势地位，也确保了产业指导性政策的落地。
尺度重构的过程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以下三步。第一步，不同个体通过联合、分化、重组形成新的数量对比关系。原本弱势的、松散的小农户群体，经过联合，组成一个新的虚拟单位。但这种联合是临时性的、事务性的，只是为了垒出一个得以进入政策尺度口径的“名目”与“身份”。第二步，层级跳跃，即主体改变层级位置。小农户跃入可以领取补贴的层级。不管补贴的起止线是高还是低，他们通过层级跳跃的方式进行品种或技术改良，获取补贴。第三步，表达重构，即个体改变自身活动的权限或认同范围。通过“垒大户”的方式，小农户加入改品种、领补贴的政策覆盖范围。他们还可以进一步跟随政府宏观调控产品结构的后续配套政策来改变生产细节，如高品质茶园管理、有机施肥等，继而分享补贴与改革红利。如果没有转译者这三步尺度重构工作，小农户便会止步于保守、传统的品种生产，难以与全县的产业提升规划统筹起来。政策与农户之间的结构性距离，被尺度重构性质的工作弥合了。
组织“垒大户”的人，作为中间行动者，需要既熟悉政策，也了解社区成员的茶园土地分布等情况。他们具有上通下达的作用，知道如何合理地合并上报邻近土地，突破现有的尺度限制。他们行动的动因也是多重的。第一类转译行动者是合作社负责人,对市场变化敏感度高、反应快，本身又是社区生产网络中的中枢负责人。茶种改良直接关切他们的经济利益，因此其天然有动力去催促小农改种新品种。第二类转译行动者是在当地农业农村局任职多年的本地技术专家。他们平时频繁地与基层茶农接触，相对疲于应对上级任务的乡镇农业干部来说，其对茶产业更为关切。他们有精力也更愿意帮助农民去“垒大户”，针对小农户的说服动员工作也更有效。一个合作社负责人曾感慨说，老一代技术专家是“爱农民”的。笔者曾跟随一位负责验收的农业老专家下乡勘察，发现他总是从当地种植户的利益出发，提出合乎实际的、能够为农民节省成本的建议。在泰明县，有的技术专家每天早晨都会去茶叶市场观察当天的交易行情，与很多茶农都是朋友关系。老一辈农技专家亲近农民、爱护农民，会为农户的长远利益考虑，从而愿意克服申报验收中烦琐的困难。在申报验收权力上收之后，挨家挨户测量土地、勘察地形等的行政成本过高，乡镇干部实际上无法使每户小农户与针对他们的普惠补贴政策一一对应。
近年来，国内的产茶县为了实现让小农户有机衔接现代产业的目标，纷纷推动小农户市场化，并试图让茶产业内部的分工更加精细。用泰明县一位农业干部的话来说，即“采茶的采茶，制茶的制茶，炒茶的炒茶，有专业分工，三者辩证”。当地以邻近的茶业大县松明为学习对象。松明县在每个乡镇建立起茶青交易市场。镇级市场中，茶农可以随行就市，将茶青卖给出价高的收购者。而收购茶业的加工户也可以在市场上灵活补充供应。作为茶产业明星县，松明县的地方政府认为，如能把市场逻辑推到基层，实现茶叶生产、加工的专业分工，既能改变以往千家万户种茶又制茶、小而散的状况，也能减少茶青收购者向远离市场的茶农压价的情形。同时，市场分工被期望着能够衍生出茶产业链条上的新职业，如茶苗商、茶机商、炒茶师、代购商、茶园“理发师”、采茶工中介等，最终实现农民向专业化产业工人转型。实际上，开辟下沉到镇级的茶叶市场的做法近年来已在全国蔚然成风，其在一些地方解决了交易不便的难题。泰明县积极效仿松明等地的做法，在三个主要产茶乡镇建立茶青交易市场，试图使小农更好地与市场对接。然而，三个新建市场都陷入同样的困局——建好后门庭冷落。
为什么农户不去交易呢？原因是多重的。有的镇级市场受限于用地规划等，所选地址对周边茶农而言并不是交通最方便的。茶农送茶青到市场，路途遥远，比较麻烦，也影响了茶青的鲜嫩度。另外，据当地农业干部介绍，该县历史上没有赶集的传统，茶农缺乏去集市交易的习惯。以H村集中的茶青交易市场为例。该市场是2020年建立起来的，地理位置对当地茶农来说比较适中，因此会有茶农将茶鲜叶放到茶青市场中进行交易。后期，市场又加盖了顶棚，改善了设施条件。但是，这个各方面条件都良好的茶青市场在正常运营一段时间后，周边茶农依然选择在市场外就地“摆摊”，不进市场交易(卢丽芳，2022：52)。历史惯性与客观地理环境都是镇级市场建设失败的原因。但交易市场没有使用起来的主要原因在于，茶农原有交易模式的根深蒂固以及政府引导的缺位。当地传统的交易模式是：采茶农户与本村或附近的初加工作坊固定合作，作坊主从农户手中收取鲜叶后加工为干茶，再批发给下游生产销售商。茶叶需要保鲜的特性使得作坊离农户比较近，从而使鲜叶收购关系总是叠加着亲友乡邻关系。长期合作也构筑出人情网络，交易双方彼此即使不是亲戚邻居，也是长期合作的熟人。镶嵌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交易，比起市场上与陌生人交易，更容易被小农户接纳。虽然加工户可能会向小农生产者压价，但是在市场中小农也会面临因质量或供过于求等情况带来的销售困难。小农户的茶叶收入限于产量，对单价波动的敏感度低，但对改变交易方式的敏感度高。对茶农来说，将茶叶卖给相熟的加工户比卖给陌生人的无底价的市场更有兜底保障，交易也更方便，总体上是更合乎理性的选择。尽管地方政府作为分工体系升级的引导方，试图编织出一张细化、下沉的市场之网，但是在社会网络与市场风险之间的张力所编制的孔洞中，小农又被“筛”了下去。
泰明县在已有县级交易市场的背景下，增设镇一级茶青交易市场的举措，本质上是在“下推”交易市场的尺度，以帮助小农户直接衔接市场，试图撤去茶农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商层级，扩大茶农的交易半径，以实现更为纯粹的市场交易属性。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对农户的主体想象是一个理性的市场交易主体。但对农户来说，脱离原有的茶农—加工户的合作网络，进入市场则是一种“尺度上推”。从尺度重构的角度来看，茶农维持原先的交易模式，也是在重构政府倡导的镇级市场的交易尺度。茶农与加工户联合成一个与政府想象不同的主体单元，完成尺度重构的第一步，即不同个体通过联合、分化、重组形成新的数量对比关系。小农户从直面市场的层级跳回原有的交易半径里，意味着主体改变层级位置，同时个体农户对于交易活动的权限或认同范围也随之停留在固定加工户收购的熟人模式之中。该交易模式的市场属性与社会属性混杂，但却是可持续、低风险的，因而对茶农更有吸引力。
从行动者的角度来看，小农户和加工户协同把镇级交易市场的尺度“下推”回原有的尺度，小农户将市场交易的逻辑转化为社会交往的逻辑，把方便、稳定、低风险作为问题的关键以及说服的理由。小农与加工户的角色定位得到巩固，实现成功动员。茶农、加工户、不赶集的历史传统、市场的地理位置等，共同构成新交易模式被转译的行动者网络丛结。加工户作为中间层级的结构性位置是新旧模式的关键区别。中间加工户拦截茶农的茶青直接流向市场，也阻碍了市场价格透明化的趋势。加工户在市场中自由收购，不再对应固定的茶青提供者，才标志着新交易模式里市场化的达成。
针对市场常见风险，一位合作社负责人认为有效地发动茶农进入市场的做法是建立如下兜底机制：当日卖不出去的茶青，由政府请需求量大的合作社、大户统一收购，同时配有相应的奖励措施。他认为需要同时实行有吸引的政策和托底的政策，才能把小农户从过去习惯的生产交易网络中“拔”出来。该负责人的建议方案实际上嵌套在市场模式的尺度重组工作中：把原本对立的市场自由交易模式与社会网络固定合作模式混合在一起；
在特定条件下将暴露于市场风险之中的小农送回有保护网的交易模式中。这样的处理方式重演了大户压价收购茶叶的结果。但是，作为一种转变人们行为习惯的过渡期方案，未尝不是合乎实际的建议。
本文归纳出两类因为尺度问题导致的对接难题：政策尺度与操作尺度的错位，新兴尺度与社区原有尺度的对立。地方政府引导的政策层面的新兴尺度，更符合市场逻辑，也更符合专业分工的趋势和现代化产业的要求。但是，小农户的转型是亿万个小规模生产者的转型。他们的生产、交易、再分配自有其惯性和特征，需要在其个体尺度与政策所推行的大规模变革尺度之间进行双向调适。做出尺度重构的行动者，也就是转译者，将原本互相背离的意义与利益重新调配，处理成可以让各方获益的结果。上文提到的“化零为整”的领取补贴的做法以及在镇级交易市场重构托底交易网络的方案，都是在尺度上做工作的转译行为，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的操演。
虽然转译行动者不限于人群，如在本文案例中，茶叶品种特性、市场偏好、历史传统、地理选址等多重因素都在推动事件的变动，但是最为关键的转译行动者往往是结构位置里的中介/中间群体，如发挥上下弥合剂作用的新乡贤、老专家、生产队长、合作社负责人等。受制于“散、小、多”的特性，小农户容易被高昂的行政成本、交易成本拦截，这些中间人性质的转译者，能够重新组织具有可操作性的尺度，发挥原有乡土社会资源的作用，把小农户重新编织进可持续的网络中。他们发挥充分的尺度弹性，在政策与实情之间腾挪进退，弥合农户被想象成不同类型主体的分歧，将政策动员纳入地方性知识中。
迈向现代化的变革经常会斩断非正式的支持系统，并付出相应的代价。市场交易逻辑全面推行之下，人情交往基础上的社会互助系统也在退化。社区能够以适合自己的变通方式解决“大国小农”现代化转型中的细节问题，并且社区的互助分工往往能兼顾一些社会责任。例如，泰明县一些茶叶合作社内部的“统防统治”服务队会针对家里只有一个留守妇女的家庭收取较低的费用。外源体系具有陌生人化的、扁平化的弱点，以及行政力量也有难以渗透的短板，需要适度保留社区的自理能力，让行动者调动乡土社会本身的资源，针对外源性的政策与技术系统开展转译和尺度重构工作。
小农户与现代化产业的有机衔接，面临以下几组张力：地方性与普遍性、草根与专业分工体系、社会交往逻辑与市场逻辑、非正式的社区自理路径与体制化的规范路径等。在提倡小农户对接大市场、农业服务社会化的今天，尺度重构和转译问题显得更为重要。乡村本土资源经过这两个交错的程序，才得以发挥出调节上述几组张力的功效。不管各地的社会基础如何复杂，在各级组织制度、主流发展话语与基层伦理中，寻找有效的尺度重构与转译方式，将不同层级的制度格局嵌套起来，互相补充制衡，是基本的工作之一。本文的研究或许能够补充一些微观机制上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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