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璇 刘宇 王稳华
摘 要：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国家相关政策的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企业管理层的背景特征和社会资源等是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驱动因素。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有助于企业加快自身转型升级、提升国际化水平和推动高质量发展，而且能提高资本市场信息效率、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扎实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就企业而言，应抢抓数字化转型新机遇，培育数字化转型新文化，强化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共识，利用战略布局优化和能力提升来推动数字化转型。就政府而言，应积极引导企业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构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机制，加快推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培育数字化人才队伍，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保障。
关键词：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经济；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3）05-0124-14
近年来，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和大数据等信息技术驱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随着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的重要驱动力，同时也是世界各国抢占国际市场新的战略制高点。加快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已经成为新发展阶段国家的重大发展战略和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关键举措。
当前，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型数字技术不断探索转型升级路线和高质量发展的突破点。但是，许多企业对数字技术的应用还处于摸索阶段，在实际的转型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同时，学术界有关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不断涌现，已成为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重要研究内容。虽然现有研究从不同视角和情景探究数字化转型的相关问题，但是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统性研究还有待加强。基于此，本文系统全面阐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与现实价值，深刻剖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准确评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深入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的问题，并从企业和政府层面提出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建议，以促进学者们更好地认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问题，并为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借鉴和启示，帮助企业更好地以数字技术推动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一、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界定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蓝皮报告》指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数字技术，把企业各要素、各环节全部数字化，推动技术、业务、人才、资本等要素资源配置优化，推动业务流程、生产方式重组变革，从而提高企业经济效率，降低企业运营成本，通过将企业业务数字化，实现传统模式的转型升级，最终达到提高生产效率的一种转型过程。”学者们则从不同视角和层面阐释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学者从技术层面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和云计算等技术改进重大业务流程，以实现简化运营、增强客户体验，或者创建新的商业模式［1］。也有学者从产业层面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数字技术升级业务流程，提升生产数量和效率的过程［2］。还有学者从价值共创层面阐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利用数字技术组合改变企业原有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商业模式和企业战略，联合价值生态圈中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价值的过程［3］。
由此可以看出，现有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定义尚未统一，结合实务和现有研究，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界定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借助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多业务场景应用，推动企业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和商业模式进行多方位和多层次重构，帮助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竞争优势，以实现“增长收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控制风险”高质量发展目标的过程。该定义包含数字信息技术、全方位和多层次变革、高质量发展三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数字信息技术，它是数字化转型的基础。第二个要素是全方位和多层次变革，数字化转型要求组织结构、业务流程、商业模式和发展战略等方面均作出重大改变，而且在转型过程中还涉及个人和组织层面的转型。第三个要素是高质量发展，从战略层面看，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在于帮助企业拥有更强的核心竞争力和竞争优势，驱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从经营层面看，数字化转型的目标在于帮助企业增长收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控制生产经营风险［4］30。
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现实价值
数字化转型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战略任务，是构筑中国全球竞争新优势的必然选择，是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是加快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和国内统一大市场的关键支撑。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计算机和信息通信技术驱动的信息化发展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互联网驱动的数字化转型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以大数据、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转型阶段［5］27。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构建中国智能经济新形态和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构建中国智能经济新形态的重要抓手。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世界各国为了抢占未来经济发展制高点，纷纷推进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为了构建中国智能经济新形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更是提出，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将数字化转型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时期，迫切需要抓住数字化发展机遇，加快构建国内统一大市场和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以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20年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报告》显示，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经济产出的贡献份额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预计2030年以前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GDP增量将达到13.88万亿元。由此可见，企业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深化数字技术和传统实体企业的深度融合，不断释放数字技术发展的巨大潜能，增强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能够推动数字技术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实现更大作为，助力智能经济发展战略目标顺利实现。
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驱动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支撑单元，是市场的微观主体，也是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微观承载者。数字技术的颠覆式创新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速度和深度改变企业运营管理的各个方面，促使企业从传统的经营模式向信息化、数字化和智能化的经营模式转变，并且正在逐步成为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领域。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研究报告，数字化转型领导企业的收入增长、总价值增长分别是数字化转型滞后企业的1.8倍、2倍。此外，新技术的高速发展、人口红利消失、新冠疫情暴发等引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造成较大冲击，数字化转型正成为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增强市场竞争力和增长效益的新机会，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加入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并开始加速与数字技术相融合，全面提升企业生产经营管理的数字化水平。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下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企业经营管理效率、降低成本、优化资源配置，而且能帮助企业紧跟数字时代大势，不断革新产品和商业模式，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三、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
从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外部环境变化、财政金融政策、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管理层背景特征和社会资源，构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驱动因素。如今企业外部环境的VUCA①特征日益凸显，许多企业选择借助并拥抱数字技术来应对环境冲击，并实现增长和发展壮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为了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央制定并发布了多项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文件，全方位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在不断加强数字经济的战略引导，纷纷出台相关政策，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离不开基础设施建设的助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代表的“传统基建”也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二者能够共同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此外，企业数字化转型离不开管理层的助力，管理层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战略思维以及可接触的社会关系等因素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外部环境变化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近些年，企业外部环境的不断变化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新冠疫情的暴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挑战，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以应对外部环境的冲击。与此同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碳”战略目标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越来越多的企业试图借助数字化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
第一，新冠疫情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新冠疫情的暴发给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造成了负面冲击，而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在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微软与IDC（互联网基础服务提供商）的合作研究数据表明，新冠疫情促使约63%的中国企业加速数字化转型。在新冠疫情期间，企业面临物流运输不畅、资金周转困难和消费需求严重不足等发展困境，特别是餐饮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影视文娱等服务行业更是业务骤减。而数字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仅幫助许多企业渡过了难关，而且重塑了经济竞争新优势和新的商业模式。例如，云办公、云招聘和云采购极大地提升了企业的复工复产效率。数字化营销、在线服务、财务共享、智能化制造、无接触生产等方式则紧密围绕客户和运营，加强了企业成本管理，把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降至最低。阿里云研究中心联合中小商业企业协会调研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数智化发展增强了企业抵抗负面冲击的能力，并且转型成熟度高、转型起步早的企业受到新冠疫情的负面冲击更小。由此可见，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对冲新冠疫情负面冲击的必然选择，而新冠疫情则犹如催化剂，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二，劳动力供给拐点倒逼企业数字化转型。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不利于企业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这将会倒逼自动化、智能化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加速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人口老龄化加剧和新生儿出生率持续下降造成人口红利逐渐消退，劳动力供给拐点出现，推动国内劳动要素成本不断提高，并且这种情况在未来呈现持续趋势，将会降低企业利润水平，增加企业退出风险。同时，我国于2004年3月正式实施《最低工资规定》，明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制度是企业必须遵守的国家政策规定。《“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中六次提及劳动报酬，强调要不断完善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一线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这将直接或间接地增加企业的用工成本。另一方面，随着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信息技术的发展，数字化劳动力技术逐渐成熟，虚拟员工开始应用到多领域场景。例如，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在提升业务流程化生产和节约劳动力成本方面显示出巨大潜能。此外，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持续攀升，部分外国跨国公司逐渐把中国的产品生产线转移回母国，将人力制造转变为机器人制造。由此可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成本上涨正在迫使企业主动寻求劳动力用工模式转型，促进人机协同，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三，“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机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改变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外部环境，为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机遇。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逆全球化思潮抬头、单边主义盛行、国际贸易摩擦频繁、地缘冲突及欧美制裁等全球无序发展的状态造成了高度不确定的外部环境，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有产业链、供应链和实体企业发展带来负面冲击。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中央提出建立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在“双循环”新发展战略下，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得到优化，特别是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全球产业链的畅通以及消费升级等方面均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基础条件。另外，在“双循环”新发展战略中坚持的对外开放战略也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因为“双循环”新发展战略要求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更好利用“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而实施对外开放能够满足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财务和创新需求。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财务保障。对外开放能够直接促使企业获取转型资金以及国外投资者的数字设备投资，并且还可以间接通过获得技术溢出而提升企业竞争力，增强企业的融资能力，进而改善企业的财务状况，降低数字化转型成本。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创新动能。对外开放有助于企业引进和模仿国外的先进技术，降低创新失败的风险，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动力和信心。另外，企业“走出去”也有助于整合利用企业所需的创新资源，与外资企业建立前向、后向关联，便于获取国外的先进知识和科技资源，然后应用到技术研发当中，增加企业创新动能，进而为数字化转型提供助力。
第四，“双碳”目标加速企业数字化转型。“双碳”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有效手段。我国提出要力争于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作为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抓手，数字化转型能够推动企业低碳化发展。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在碳排放领域改变决策模式，云计算技术可以推动数据向绿色低碳技术领域渗透和应用，“数字孪生”可以帮助企业进行数据分析和优化，实现企业高效运作和节能减排。特别是对于石化、电力、煤炭、钢铁等排碳大户企业，在应对更严格的环境监管要求过程中，可通过数字技术手段改变以往依赖资源的粗放式发展模式，提高能源生产和使用效率，有助于减少碳排放［6］。另外，欧洲“绿色新政”和日本绿色发展战略也都提出通过数字化促进绿色低碳转型来应对气候变化。全球气候行动峰会发布的《指数气候行动路线图》指出，数字技术应用可以帮助全球减少15%的二氧化碳排放。我国“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也明确提出要推动数字技术与绿色低碳产业深度融合。全球工程和工业软件公司剑维（AVEVA）的调查数据显示，有85%的受访企业计划在未来增加对数字化转型的投资，以应对气候变化。由此可见，“双碳”目标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五，营商环境改善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优质的营商环境是企业创新发展的新引擎，也是一个国家经济软实力的具体体现，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要素资源与外部营商环境紧密相关。2020年我国正式实施《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从法律层面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了保障和支撑。营商环境改善有助于激活企业创新、降低企业运行成本，增强企业对盈利前景的信心，进而促进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具体而言，一方面，由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是高度整合资源以开发新资源，必须投入大量资源来摸索数字技术应用，通过政府治理改善市场环境，力促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切实提高投资效率，进一步推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可以增强企业实施数字化轉型的主观意愿。另一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所依赖的底层技术更容易被外界所模仿，优化营商法治环境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基础，特别是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企业创新研发，通过有效的专利设计对这类知识、技术产权进行锁定和保护，护航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7］。另外，知识产权保护可以通过增加创新研发的“研发效应”、提升人力资本的“人才效应”和活跃技术交易的“市场效应”三个具体路径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由此可见，营商环境的优化有助于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总体进程。
（二）财政金融政策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从财政驱动力视角看，财政科技支出、政府创新补贴作为激发企业创新活力的典型政策工具，能够激励企业数字化转型。财政科技支出或者创新补贴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8］。一方面，财政科技支出或者创新补贴不仅能够直接向微观企业提供资金支持，缓解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融资约束问题，而且财政资金具有一定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获得资助的企业一般都是高效率高潜能企业，这有助于金融资源集中和引入外部投资者，同样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问题，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财务保障［9］。另一方面，通过政府资金扶持的方式还能够降低创新成本和分担研发风险。财政支出或补贴具有“创新靶向性”和“后效性”特征，能够优化资金流向管理和绩效考核机制，这有利于为企业营造更好的创新生态场景，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系统工程奠定坚实基础。此外，税收优惠也能够通过强化企业创新动能和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具体表现为减税降费力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
从金融驱动力视角看，利率市场化改革与供应链金融、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等新金融业态的发展能有效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驱动企业生产创新行为，而数字化转型属于更高层次的技术创新活动范畴，自然对高质量金融供给的需求愈发强烈。现阶段企业数字化程度不高，主要受到转型成本高和相匹配的资金匮乏等问题制约。利率市场化改革可以通过缓解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推动企业去杠杆等机制激励企业数字化创新。供应链金融也可以通过改善信息不对称、缓释企业融资约束、提高创新产出转化效率机制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科技金融政策可通过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数字技术应用。
（三）基础设施建设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基础保障，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智慧城市建设、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及“宽带中国”等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基础条件支持。硬性基础设施和软性基础设施建设是经济发展中的两大支柱，相得益彰，共同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新型基础设施的信息化、数据化、智能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积极的驱动效应。目前，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而新型基础设施主要涉及信息、融合和创新三大类基础设施，通常包括通信网络、新技术和算力三部分内容，三者的融合能够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机制主要是通过新旧动能接续切换、真实物理空间与虚拟网络空间交互融合、构造数字生态圈和驱动价值链攀升等路径得以实现［10］。同时，“东数西算”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可以夯实数字经济发展基础，实现数据要素的跨域流通，释放算力资源的乘数效应和数据要素的倍增效应，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底层技术支持。此外，5G技术的发展能够为实体企业带来数字化牵引力、智能化调动力和新增长的支撑力，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二，传统基础设施建设继续发挥驱动作用。交通基础设施邻近性的改善能够通过提高对数字化技术的接触度、缓解企业数字专业人才短缺和增加企业同其他技术平台企业的合作机会，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11］。首先，交通邻近性的改善增加了企业对数字化技术产品的接触频率，也让企业感受到来自同行业的数字化竞争压力，便于企业充分了解数字化前沿技术，发现数字化转型在企业运营管理中的优势。其次，人才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高铁的开通能促进数字人才流动，满足企业数字化转型中对人力资本的需求。最后，交通基础设施邻近性的改善，使企业与技术平台企业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有助于充分整合调动外部资源，降低企业转型过程中不必要的成本，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从而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
第三，“软性基础设施”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智慧城市、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及“宽带中国”等作为“软性基础设施”，能够发挥人才集聚和技术创新效应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首先，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嵌入重要动力来源。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通过发挥技术资本积累效应，可有效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资金约束问题；
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能够发挥人力资本集聚效应，解决企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人才发展瓶颈问题，从而激励辖区内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12］。其次，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建设通过数字基建赋能效应、产业助推效应、政府扶持效应，解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资金和技术研发与应用方面的困境，有效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13］。再次，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设立可以通过优化企业内部控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增强企业自主技术创新、优化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进而进一步促进市场竞争和提高市场化程度，对自贸试验区内企业数字化转型大有裨益。另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政策能够通过财政支持效应和研发创新效应两条渠道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最后，网络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与根本基础，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通过人才聚集、成本降低以及技术创新驱动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四）管理层背景特征与社会资源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内外部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关键的因素还是企业中人的能力和行动。作为企业战略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管理层在企业数字化转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和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效。而管理层拥有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战略思维以及可接触的社会关系等因素则会影响管理层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和态度，进而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
从管理层背景特征视角看，不同背景特征的管理层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存在差异。复合职能背景管理层在企业数字化决策制定与执行中更具优势，能够从战略层面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此外，具有研发背景的管理层深知数字技术的重要性，能够利用自身研发经历在降低风险的情形下激发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力，帮助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
从社会网络角度看，企业家社会网络是企业外部资源获取的重要渠道。企业管理者能够依靠拥有的社会网络及时获取最新的技术、知识等信息，快速定位数字化转型需要投入的资源，增强讨价还价能力，并且以低成本、高效率的方式获取数字技术资源，进而推动企业数字化建设［14］。此外，同群效应广泛存在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管理层在制定重要决策时，普遍会借鉴同群中其他企业的做法，社会网络嵌入程度越高，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越强［15］。
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的重点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率先完成转型的企业，才能更快地享受到数字红利。对于传统实体企业来说，加快推动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推动自身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步伐，提升企业国际化水平，而且能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因此，全方位、多维度地分析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效应是对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效果的有力揭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存发展的影响机制，为支持数字化转型的政策制定提供启示。
（一）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变革
企业通过在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引入和开发数字信息技术，促使企业生产经营流程自动化、组织结构网络化、管理过程智能化。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的应用不仅能够助力企业提质增效，而且会深刻影响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具体而言，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企业劳动就业规模、就业结构和劳动收入分配方面。
从劳动就业规模视角看，数字技术作为一种技术进步，在推动企业自动化、数字化和智能化发展过程中会替代一些可重复性的劳动岗位，造成企业劳动力规模的减少。根据麦肯锡的研究报告，预计到2030年，全球将有8亿多的劳动岗位会被自动化所取代。作为一种包容性创新，数字技术对劳动力的影响存在技能偏向性，对就业的替代效应主要聚焦在老一代劳动力、非数字劳动力、从事标准化和程序化工作的劳动力。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转型进程的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更高要求的新任务会催生新的产业部门和部分新职业、新岗位，创造出大量的就业岗位。比如芯片产业发展带动了大量高技术人才进入芯片设计、芯片代工、芯片封装等领域，抵消掉了对旧任务的替代，最终增加了新的就业机会［16］。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应用会促使企业增加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从而增加就业规模。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目录中，与数字经济相关的新职业就超过20个，开辟职场新蓝海的同时也折射出社会的新需求，数字技术的发展衍生出如数字化管理师、虚拟现实工程技术人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新的工种和职业，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并不会减少劳动力的总体规模。
从劳动就业结构视角看，数字技术的应用一方面会减少企业低技能、重复性强和程序化的岗位，另一方面会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17］、增加对高学历和高技能岗位人才的需求，进而推动企业就业结构的优化调整［18］。
从劳动收入分配视角看，部分学者担心数字化转型带来“数字鸿沟”，降低企业劳动报酬占比［19］，扩大收入差距。但是，数字技术与高技能劳动力之间拥有互补效应，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會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投入，并通过非技能岗位替代和技能岗位创造的非对称方式扩大劳动技能溢价，提升劳动力的平均工资水平［20］。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数字经济人才存在严重短板，数字化人才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高、精、尖”数字化专业技能的人才更为稀缺。在人才需求方面，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数字化转型的浪潮，增加了对数字技术高技能人才的需求。数字人才的供不应求会提升企业支付给高技能人才的平均工资率。2019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就业人员中，数字人才相关就业岗位平均月工资为全国平均工资的1.35倍。智联招聘与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联合发布的《中国数字劳动力供需演变研究报告》指出，2022年中国数字职业平均月薪13 614元。在数字人才平均工资率较高的情况下，通过招聘引进数字人才会提高企业对劳动要素的投入，增加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二）数字化转型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驱动传统实体企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的目的是降本增效，而相关研究成果也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增强企业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投融资效率，增进企业绩效，进而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21］。
第一，数字化转型会促进企业创新。在推进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内部以及企业与客户、供应商等外部关联主体之间信息交互频率提高，企业出于商业目的，会充分消化吸收已经获取的内外部信息，然后开发、改进和优化新产品、新工艺、新服务，以迎合市场和客户需求，防止被竞争对手超越。在此过程中，数字技术能够赋能企业创新资源集聚和配置，进而提高企业创新的效率。其一，新一代数字技术提升了信息流动效率，降低了企业信息搜索、传递、加工和攫取成本，可释放禁锢于部门内的创新资源与能力，方便企业将碎片化的创新资源重新整合，提高企业学习外界技术的效率，从而推动前沿技术溢出。其二，借助数字分析技术挖掘消费者行为数据，让客户更多地参与到产品的设计过程中，实现产品开发以及技术升级的精确把控，提升企业决策效率，降低创新产品不被消费者接受的概率，提高对企业产品和服务的预期，鼓励企业进行研发创新。其三，企业的创新行为具有高风险性，而企业数字化转型可借助海量数据进行风险预测，减少研发风险，增加企业技术创新成功的可能性。
第二，数字化转型可以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优化人力资本结构、重构和创新商业模式、促进产业融合等途径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加快企业的转型升级步伐。其一，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创新活动中的渗透和应用，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更为高效的通用技术性工具，同时提升了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赋予企业一种新的生产函数，使企业在产品、市场、生产方式、原材料、组织方式等方面获得重新组合要素的新能力，进而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其二，数字化背景下的新技术范式推动着创新模式的发展和演变，催生出共享经济模式、平台模式、服务化商业模式等数字化商业模式，这些新商业模式能够帮助企业及时获取客户信息和需求，缩小企业与客户之间的距离，拓展网络空间功能和创新资源配置的空间范围，最终通过投入、产品、工艺、市场和组织创新数字化渠道实现价值增值，进而提升生产效率［22］。其三，企业在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会影响企业人力资本结构，降低对低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具有专业化知识的高技能劳动力需求，优化人力资本结构，提升劳动要素配置效率，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其四，在推进产业融合的过程中，通过对数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可以提高生产性服务要素在产品生产中的嵌入程度，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有助于企业生产率提高。总而言之，数字化能有效降低企业的运维、库存、生产、管理、履约、开发等方面的成本，提高经济活动的资源配置与协同效率，促使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第三，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投融资效率。在企业融资方面，数字化转型能够降低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帮助企业提升融资水平。在企业的融资过程中，由于企业和外部投资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投资者对企业的实际运营质量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信息了解并不全面，这种情况会提高投资者风险意识而降低投资意愿，而数字化转型则可以缓解这种信息不对称问题。一方面，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强化数字治理能力，高效率传递有效信息，克服信号成本高和信息不对称问题，会吸引更多外部投资者。另一方面，数字化增加企业信息的透明度，提高外部金融机构等信息使用者对其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放贷意愿，同时优化企业信用审核过程，高效率配置借贷资源，有利于企业在短期内完成融资［23］。在企业投资效率方面，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是非效率投资的两种表现，二者产生的原因各异。投资不足强调的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提高，引致资金紧缺，而投资过度则主要表现为管理者对资金的滥用，主要由企业代理等问题引致。在企业投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通过打破“信息孤岛”来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管理层的道德风险，优化交易成本与效率，增强企业财务风险稳定水平，提高企业投资精准性、客观性及投资决策的正确性，缓解企业的过度投资，进而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也可以通过增强内部控制质量来减少非效率投资。內部控制是企业重要的内部监督机制，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后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数字技术嵌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会打破传统组织的边界，改变企业内外联结的方式，通过网络信息系统传递企业内部信息，借助数字技术实现业务流程自动化、经营管理智能化，通过建立预测模型判断未来风险发生概率以及严重程度，进而实现风险事前管控，可以对企业日常生产经营活动形成有效监督。随着企业内部控制质量的提高，企业代理问题得到缓解，企业的非效率投资也会随之减少。此外，业绩波动性也是影响企业投资效率的重要因素，而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降低企业的业绩波动性，进而提升企业的投资效率［24］。
第四，数字化转型增进企业绩效。数字化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可以带来绩效红利。数字技术可以减少内部信息不对称，通过整合企业多部门资源，提高内部互动性，同时也加快企业内部对外部客户资源的响应速度，增强客户黏性，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内部运营效率［25］。同时，MES、CRM、PLM、ERP、SAP、SaaS等①数字技术能够实现生产与销售活动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资源匹配、渠道运营等费用与双重搜寻、监督交易、违约交易等企业外部经营成本。此外，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给企业带来工艺流程、产品、组织、市场拓展等方面的创新，数字化程度越高，创新越充分。企业内部运营效率的提高、企业外部经营成本的降低与企业创新能力的增强最终将促进企业绩效提升。
（三）数字化转型推动企业国际化发展
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世界各国企业抢占国际市场的必然举措，进行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增强企业的经营效率，而且能促进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从企业出口角度看，企业在数字化、智能化背景下将重塑国际市场新优势，提升企业产品或服务的出口价值量，增强企业国际化意愿，实现国际扩张的目的。一方面，数字技术应用能够提升企业作业精度，减少流通过程中不必要的损耗，降低生产及操作误差，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与此同时，基于新技术具有可重复编译性和可同质化两种特征，正式投入使用后只需要付出较低的边际成本，有效降低企业生产成本，驱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从而促使企业更易于承担国际化经营的成本，扩大企业出口规模。另一方面，企业借助大数据或云服务等数字化服务除了可降低信息搜索成本外，还能了解消费者偏好新变化，洞察产品或服务的创新方向，增强产品功能，提高数字化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效率。此外，大量企业数字化转型所引致的虚拟集聚有利于突破创新能力瓶颈，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进而促进企业出口的增长。
从产业链和价值链视角看，当前生产组织和社会分工正在向网络化、扁平化、平台化转型，其核心要义就是形成数据资本赋能企业，这将会打通产业链和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信息堵点，缩短信息距离、压缩时空距离，降低参与国际分工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外循环水平［26］。企业是参与分工与竞争行为的微观主体，要提高其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新技术和新业态打破了传统价值链分工的基础，数字化转型可以实现企业外部和内部资源配置的优化升级，帮助企业调整自身经营战略，进而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上游环节。同时，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缓解小规模企业在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时由于规模受限产生的“低端鎖定”问题，有利于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27］。此外，数字化转型也是保障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可控的重要支撑。
（四）数字化转型提升资本市场效率
企业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微观主体，其生产经营行为的改变会影响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在数字技术渗透至企业组织结构、生产经营、财务处理决策等的过程中，企业的各种行为均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改变不仅会影响企业信息披露行为，而且会影响信息在企业个体和资本市场之间传递和解读的质量，进而影响资本市场的信息效率。也就是说，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通过信息的生产、传递和解读环节，影响资本市场信息效率。
在信息生产方面，数字技术的使用会改变企业传统的信息生产管理过程，数字挖掘和分析技术会使企业未被利用的信息流动起来，同时将一些图片、音频和视频等非标准化和非结构化的信息转变为标准化和结构化的信息，形成多种信息流，有效补充企业原有信息。此外，在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以数字技术为依托构建的信息管理系统和财务管理系统等各种管理平台可以有效整合企业各个组织结构的各种信息，减少信息在企业内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和失真。同时，这些系统拓宽了信息传统的运输渠道，促使企业内部信息管理过程变得自动化，而自动化的信息管理机制可以对管理层的道德风险和机会主义行为形成隐性监督机制，弱化管理层基于自身私利动机而在信息管理过程中进行的信息操纵行为，从信息源头上提高企业会计信息质量［28］。另外，数字技术的高效和精准等特性可以成为管理层的辅助决策工具，降低管理层在业绩预告信息披露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同时提高管理层的数据应用能力，进而促进企业业绩预告质量的提升［29］。
在信息传递和解读方面，企业对外披露的信息是联结企业和资本市场的重要载体，根据信息经济学理论，企业和资本市场信息使用者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企业在信息披露方面可能会存在道德风险问题，而信息使用者在分辨企业信息真实性和准确性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有关企业信息披露的准确解读对资本市场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作为资本市场重要的信息中介，分析师通过自身专业知识和信息搜寻优势，向资本市场传递和报告企业相关信息的解读，以此可以降低资本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在分析师解读和报告企业信息的过程中，企业披露的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构成了分析师重要的信息来源。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引致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的提高为分析师盈余预测提供了准确且有价值的决策参考，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引起其他媒体的相关报道，也会成为分析师决策的重要信息来源，并且这些信息可以进行相互印证，帮助分析师减少信息获取偏差，提升盈余预测准确度［30］，进而提高企业信息在资本市场的传递和解读质量。
在信息效率方面，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企业信息披露质量以及分析师盈余预测质量提高会映射到资本市场活动中，将公司更高质量和更全面的基本面信息融入股价。同时，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公司信息管理的自动化、标准化和流程化，降低公司隐匿坏消息的可能性，进而提高资本市场效率［31］。另外，作为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质量在资本市场的映射，股票流动性在股票市场价格发现和资源配置效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而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企业信息生产、传递和解读等环节的改变，正好符合资本市场交易过程中的信息效率要求，会提升公司的股票流动性［32］，进而提高资本市场表现。
五、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策略选择
数字化转型是一个长期且系统性的工程，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企业在新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而且是建设“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但在实际转型过程中，需要企业和政府共同努力，直面转型障碍和困境，制定并落实相应的推动措施，共同扎实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一）企业需要优化战略布局，提升数字化转型能力
第一，抢抓数字化转型新机遇。企业要牢牢把握数字化发展战略机遇，坚定数字化变革的决心，数字化转型没有标准模板，转型更是一个“干中学”的过程，通过正确评估数字化转型绩效和数字化成熟度，依据企业对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应用程度建立推进机制，选择“探索式”“协调式”“集中式”“嵌入式”四种方式中与企业实际情况相匹配的数字化推进方式，调整企业组织机构使之与数字化转型匹配，强化数字技术的内部治理赋能效应。
第二，培育数字化转型新文化。文化变革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关键要素，企业要加快构建数字化、智能化、精准化的数字企业文化，鼓励冒险、合作、价值共创，积极开展数字化前沿专业化学习培训，增强对新技术的认知，提升企业管理层的数字化领导力。
第三，强化企业内部数字化转型共识。在数字化转型中，企业内部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认识不足和抵触情绪会阻碍数字化转型进程。因此，企业需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消除员工的抵触情绪，以形成数字化转型的共识。具体地，首先企业要汇总通过数据治理形成的公司级或集团级数据资源，然后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选择通过自建数据平台抑或公共平台来打破信息孤岛和数据壁垒，最后开展试点业务单元，匹配专业人才队伍，在取得局部转型成功后要及时宣传成效和优化推广［33］116-120，减缓员工对数字化转型的担忧。
第四，重点加快推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也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支撑，发挥其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推进共同富裕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要顺应时代变化力争成为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场景和主力军，进一步落实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通知》，按照商业类与公益类、集团本部和子公司分类分层构建国企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能力、技术、管理、业务五大体系，实现人、事、物、态之间的全面链接，更多借助市场导向来打造国企数字化转型生态共同体和场景培育长效机制。
（二）政府应多措并举，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
第一，引导企业加大数字化转型力度，并构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激励机制。政府要顺应数字科技迅猛发展的趋势，引导企业搭上数字经济发展的“顺风车”。不论是对科技型企业还是非科技型企业来说，科技创新都是突破发展的重要利器，政府部门要因地制宜加大企业创新激励力度，强化企业数字责任意识，建立支持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专项配套激励措施，构建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激励机制，特别是在行政审批、税收政策与融资渠道等方面应适当放宽限制，创新体制机制，完善“两业融合”支撑性政策，追求政策的组合效应，避免政策的合成或分解谬误，打通相关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企业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外部环境，维持良好的政企关系，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产业升级与经济动能转型的微观基础。
第二，加快推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积极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互联网的融合互动发展，补齐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短板，加快“东数西算”布局，促进东西部协同联动。积极构建示范应用平台和工业互联网生态圈，推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鼓励企业更多地参与到产业数字化进程中，同时政府要有公共风险权衡的思维，构建新型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建设数字强国。
第三，加快数字化转型人才队伍建设，夯实数字化转型智力支撑。增加对发展高级人力资本的政府公共财政支出，加大培育和引进数字化高端领军人才，继续深化教育改革，立足市场重构职业教育，完善培养计划，鼓励校企定向培养人才合作模式，共建产学研基地，形成数字化转型人才的“蓄水池”机制。
参考文献
［1］WARNER K， W？覿GER M. Building dynamic capabilities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 ongoing process of strategic renewal［J］. Long Range Planning， 2019， 52（3）：
326-349.
［2］肖旭，戚聿东．产业数字化转型的价值维度与理论逻辑［J］．改革，2019（8）：61-70.
［3］孙新波，张媛，王永霞，等．数字价值创造：研究框架与展望［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1（10）：35-49.
［4］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企业数字化：目标、路径与实践［M］．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5］陈煜波，马晔风．数字化转型：数字人才与中国经济发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
［6］陆岷峰，徐阳洋．“双碳”目标背景下供应链经济的新特点、新挑战与新对策［J］．新疆社会科学，2022（1）：38-46.
［7］史宇鹏，王阳．营商环境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表现与作用机制［J］．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14-28.
［8］吴非，常曦，任晓怡．政府驱动型创新：财政科技支出与企业数字化转型［J］．财政研究，2021（1）：102-115.
［9］陈和，黄依婷．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南方金融，2022（8）：19-32.
［10］ 周嘉，马世龙．从赋能到使能：新基建驱动下的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3）：20-30.
［11］ 毛宁，孙伟增，杨运杰，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以中国高速铁路为例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2（10）：47-67.
［12］ 赖晓冰，岳书敬．智慧城市试点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实证研究［J］．外国经济与管理，2022（10）：117-133.
［13］ 侯林岐，程广斌，王雅莉．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如何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J/OL］．科技进步与对策，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224.G3.20220926.1210.002.html．
［14］ 宋晶，陈劲．企业家社会网络对企业数字化建设的影响研究——战略柔性的调节作用［J］．科学学研究，2022（1）：103-112.
［15］ 陈庆江，王彦萌，万茂丰．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管理学报，2021（5）：653-663.
［16］ 胡拥军，关乐宁．数字经济的就业创造效应与就业替代效应探究［J］．改革，2022（4）：42-54.
［17］ 袁淳，肖土盛，耿春曉，等．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分工：专业化还是纵向一体化［J］．中国工业经济，2021（9）：137-155.
［18］ 陈红，张梦云，王稳华，等．数字化转型能推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调整吗？［J］．统计与信息论坛，2022（9）：35-47.
［19］ 丛屹，陈琦．产业数字化降低了劳动报酬占比吗？——技术变革和业务转型的双重视角［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10）：3-19.
［20］ 裴璇，陆岷峰，王稳华．共同富裕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劳动收入分配效应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3（4）：3-22.
［21］ 陆岷峰．数字科技赋能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融合优势、运行机理与实践路径［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1）：136-144.
［22］ 康瑾，陈凯华．数字创新发展经济体系：框架、演化与增值效应［J］．科研管理，2021（4）：1-10.
［23］ 高雨辰，万滢霖，张思．企业数字化、政府补贴与企业对外负债融资——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J］．管理评论，2021（11）：106-120.
［24］ 陈银飞，邓雅慧．企业数字化、业绩波动性与投资效率［J］．财务研究，2022（1）：92-102.
［25］ 陆岷峰．新格局下强化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路径研究［J］．青海社会科学，2022（1）：82-91.
［26］ 赵婷婷，张琼，李俊，等．数字化转型助力企业外循环：影响机理和实现路径［J］．技术经济，2021（9）：159-171.
［27］ 黄华灵．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基于资源配置视角［J］．商业经济研究，2022（7）：122-125.
［28］ 聂兴凯，王稳华，裴璇．企业数字化转型会影响会计信息可比性吗［J］．会计研究，2022（5）：17-39.
［29］ 冼依婷，何威风．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业绩预告质量吗［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22（9）：100-113.
［30］ 信春华，郝晓露，程璐．“信息”抑或“噪声”：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分析师预测质量［J］．上海金融，2022（4）：41-58.
［31］ 雷光勇，买瑞东，左静静．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效率——基于股价同步性视角［J］．证券市场导报，2022（8）：48-59.
［32］ 吴非，胡慧芷，林慧妍，等．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市场表现——来自股票流动性的经验证据［J］．管理世界，2021（7）：130-144.
［33］ 李剑峰．企业数字化转型认知与实践：工业元宇宙前传［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2.
猜你喜欢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2018：中国会展业“高质量发展”之年中国对外贸易(2018年2期)2018-04-12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辽宁省绿色增长水平提升路径及对策分析北方经济(2018年3期)2018-04-08中国经济改革“高质量发展”是关键词新民周刊(2018年11期)2018-04-02开启新时代民航强国建设新征程人民论坛(2018年5期)2018-03-12我国经济怎样实现“高质量发展”祖国(2018年1期)2018-02-02一起来认识“数字经济”大众科学(2017年3期)2017-03-21OECD国家数字经济战略的经验和启示现代管理科学(2017年3期)2017-03-03从数字经济视角解读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对接西伯利亚研究(2016年5期)2016-12-23数字经济对CFC规则的冲击探究中国市场(2016年37期)2016-11-12应对数字经济下的BEPS现象商(2016年25期)2016-07-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