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民族学者李缵绪

宋炳龙

大理洱源,历史文化悠久,它有著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标山苍翠,直插云霄,茈湖清澈,明亮如镜,山美水美,人杰地灵,孕育出一代代文化名流,他们在文化领域像璀璨的明星发出奇光异彩,传承着国粹文化,启迪着后来之人。

李缵绪(1933—2016年)的一生是为中国民族文化,以及云南民族文化作出极大贡献的一生。他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研究员,民族文学双月刊《山茶》杂志社社长、主编、高级顾问。还兼任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顾问等职。先后两次被评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优秀共产党员。1986年和1997年两次受到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中国文联的联合表彰。1989年,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1992年被选为中共云南省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年4月,获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文化厅、云南省文联颁发的“云南文学艺术成就奖”。同年9月,获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授予“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称号。同年10月,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9年,获世界民间艺术家最高奖“金飞鹰奖”。

少年时代

李缵绪先生1933年农历五月七日出生在洱源县茈碧湖边官营村的一个白族家庭,当时正是社会动乱期间,生活条件艰苦。他8 岁读小学,早晚还要帮助家里做些杂活。一边做活计一边还要看管妹妹。而且在插秧与收割季节,还要到田里劳动,从小便学会了种庄稼。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云南地下党中,洱源县的地下党组织成立得较早,李缵绪的母亲便是一名共产党员。当时李缵绪还不清楚地下党是什么?但是从母亲身上感受到了这个地下党,一定是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一定是为穷苦百姓好。

在读书之余,夏天,他把牛赶到茈碧湖边吃草。湖边荷叶如碧、荷花飘香、茈碧花绽放,是一个美丽的水乡,令人心旷神怡。他喜欢去湖边的芦苇丛中寻找野鸭蛋,常常一天能捡到几十个野鸭蛋。饿了就采水里的小野藕充饥,那味道又嫩又甜。可是这样天真的日子不长,很快就被国民党保安团打乱了。

1949年5月,洱源县组建了地下组织,成立了洱源县工作委员会。5月6日,洱源县委领导武装暴动,洱源县国民党常备队大队整编为滇西北人民自卫军第三支队,并且建立了第三支队党的特别支部委员会,直接领导这支武装。到了11月份,武装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国民党保安团占据了洱源城南一带,对地下党员进行清剿。

因为李缵绪的母亲是共产党员,随时会受到国民党搜捕。她把李缵绪兄妹二人分别躲藏到三个地方。她说,我们三母子躲在一起,如果被国民党抓到,全家人就抓完了,如果我们分别在三个地方躲藏,即使他们抓了我们两个还有一个,还可以坚持斗争到底。她让李缵绪隐蔽到茈碧湖里边的芦苇荡深处,那里芦苇丛又密又茂盛,在湖外面即使用机枪扫射,也难得扫射进去。加之,外地来的国民党兵不识水性,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李缵绪在茈碧湖边的芦苇荡里躲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有时连饭都吃不上,挨饿是平常的事情。有一天晚上,一个亲戚家杀了一只鸡,请李缵绪家母子到他家吃饭。到了晚上,已经夜深人静。他们吃完饭以后,他的母亲认为他们(指国民党)不会发觉,就带他们回家睡一晚上,谁知道就有人给国民党通风报信。天才麻麻亮,他家的大门已经被国民党的人撬开了,大门的正中间架着一挺重机枪对准屋里。李缵绪听到撬门声,知道一定是国民党来抓他们了。便马上起床躲到牛圈旁边的谷草堆底下,扒开谷草缝,露出眼睛,看到国民党的人把他母亲捆起来带出了大门。不大一会,李缵绪就听见外面一声闷声闷气的枪响。他想,完了,他们把我的母亲枪毙了。急得他不知如何是好,眼泪夺眶而出,又不敢出去打探。但是,过了二十多分钟,他的母亲回来了。母亲说,有个老憨兵的枪走火了,被驻扎在村里的一个国民党军官听到,便出来看,到底是共产党的枪响还是国民党的枪响?当国民党军官看到李缵绪的母亲被捆绑在村子里边的大柳树上,原来是自己的部队干的事情。他指着那些兵骂了以后,就叫当兵的把李缵绪的母亲解开绳子放了。

因为李缵绪家是国民党监视的对象。有一天早上大概六点多钟,李缵绪起来赶着牛要去山上放牧。刚出门就见6个国民党兵扛着枪从对面的巷道走来,他们当中还有一个保长。这个保长的身份很特殊,他原来是共产党的村长,国民党来了,还来不及任命,就沿用村长当了保长。李缵绪认为躲不过了,就喊了那位保长一声。保长就用白族话告诉李缵绪:“快跑。”国民党兵听不懂白族话,李缵绪便放弃了牛,转身溜到深林里边,才逃过了一劫。

李缵绪在青少年时代就坚定要跟着共产党走,全家人的命是与共产党连在一起的。因为当时国民党正在搞清乡,越清越细,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如果云南再迟解放一个月,李缵绪全家就可能被杀光了。那个时候,李缵绪家还有个任务,就是要给地下党组织送情报。国民党知道他们家是个联络站,工作不能停止,又不能回避,行动迟早会被抓住。李缵绪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自己以及他的家人。

扎根民间  发掘瑰宝

1940年至1948年,李缵绪在城北五充在读小学到初中。他初中读完的时候,以为学业完成了,就可以回家务农,帮助母亲做农活,减轻她的一些负担。但是,老师对他说:“还要考高中呢?难道还有高中你不知道?你要继续考高中,你是班长,要带头参加考试。”

随着云南的解放,李缵绪的小学、中学时期,就在颠沛流离中结束了,1952年考上大理喜洲五台中学读书。上学期间,每个星期六都要回家背下一星期的伙食。从家里到学校有40多公里的路程,全部是走路,大多数时间穿不起布鞋,只能穿草鞋。

1955年,到了考大学的时候,当时部队到学校招考空军飞行员,他经学校推荐、政审,参了加初试。正当他打开试卷第一页时,校长就来对他说:“你先不要考了,回去问问你妈,征求一下她的意见,看她同不同意你报考军事院校。”李缵绪听了校长的话,放下考试卷子,一口气跑了四十多公里路回到家里,向他的妈妈说明了情况,得到妈妈的同意后,第二天一早,他又跑回到学校里,接着就与参加报考军事院校的同学一起到了昆明。当时他没带任何书籍,一心一意就是去读军校。在昆明等待二十多天后又接到通知,叫他们不参加军事院校考试了,参加全国的统考。

本来李缵绪要報生物系。他认为自己是从农村来的,学点对农业有关的知识,毕业以后回家改良农作物品种提高粮食产量。当时种一亩水稻才收获两三百斤(市斤)稻谷,产量不高。如果把产量提高了,老百姓就可以吃饱饭。但是他一本书也没有带到昆明,报考理工科把握性不大。如果报考中文系,考文科没有什么公式、计分标准,总不至于交白卷吧。所以报考中文系的原因,是他的高中语文老师水平比较高,教得比较好,他自己有一定的基础,所以有这个信心。他又考虑到家里贫穷,读其他的大学连生活费都没有,而昆明师范学院的费用是国家全包,读书期间生活费全供,毕业就分配当老师,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所以,他三个志愿报昆明师范学院(现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虽然,能否考上,他也没有多少把握,但是压力不大,考试前一天睡得很好。进考场以后,他觉得很轻松,作文题是“怎样做一个大学生”。第一场考试的试题做完以后他又检查了一遍。监考老师说:“同学们,时间还有15分钟,不要忙,检查一下再交卷。”实际他已检查完了。第一场考下来,他已经有了信心,第二场、第三场……考得都不错。二十多天就收到录取通知书。

当李缵绪接到通知书的时候,他的身上只有5毛钱,仅可以吃两餐饭。如何办呢?距离开学还有十多天时间。拿到录取通知书,他就高兴地去学校报到。报到处说:“虽然还有十多天才开学,但你可以提前报到,注册完毕就有饭吃了。”老师叫他先写个字条,到教务科拿了号,编在了第几桌几号。同时还发给他一件棉大衣。他从小到大没有穿过棉大衣,穿到身上感到很暖和。他看见有的同学有棉衣、有手表。他对一个同学说,他的家里比较穷,穿不起棉衣,戴不起手表。同学对他说,我们穷得太寒酸了。李缵绪说,我们是来读书的,比的是成绩,不是比吃穿。他就是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

昆明师范学院是一所具有光荣历史和深厚文化底蕴传承的大学,是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留给云南人民的一份厚礼。原来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西南联大撤回北京以后,唯独师范学院整体留在了云南。诞生于战火中的西南联合大学,仅仅存在了八年,却被誉为中国最牛的一所大学,也有人称它为“中国历史上最好的大学”。一位外国学者甚至认为:“西南联大的历史将为全世界学术界的追忆与推崇,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的一宗遗产”。西南联大的文化传承、学术水准以及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贡献是不可多得的。特别是教学方式比较独特,如一年级的七门课程,先是考察,然后是口述。考察就是做作业,口述是试前先抽题目,准备考试时回答。如果死记硬背就要出附加题。复习时一定要融会贯通,弄懂。有的人参加考试一个小时就出来,有的两个小时也出不来,学习考试都比较灵活,考的是能力。

西南联大留下来的陈晓华老师,对李缵绪的影响较大,印象深刻,他的教学取于书本中又不在书中。他的讲稿往往会提前四五天就发给学生,又在课堂中提出新问题,启迪同学们深入思考。他懂英语和法语(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就是他翻译的)。他讲课的讲稿李缵绪一直保留着,对李缵绪后来做学问的思路和研究方法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可惜“文化大革命”时烧毁了。

陈晓华讲的文艺理论对李缵绪的启发比较大。他除了讲马克思、高尔基的文艺理论观点,还讲毛泽东的文艺理论观点。当时心理学教育学都是苏联的,指导我国研究文艺理论就要懂这些人,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托尔斯泰等等。他们的观点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尊崇现实看问题的方法。另外,也重视中国的矛盾、鲁迅等人的现实主义。为此,李缵绪养成了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写理论文章的习惯。

1958年,毛主席发出了一个号召:要采风,就是要采集新民歌。那个时候正当“大跃进”,在生产运动中产生了很多新民歌。由省委宣传部、省文联组织了7个调查队。这7个调查队是由昆明师范学院的大四学生、云南大学的大四学生以及老师组成,分布到了红河、文山、西双版纳、德宏、楚雄、大理、丽江7个地方,全名叫做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调查队,李缵绪被分在楚雄。他在楚雄的彝族地区深入调查了半年时间。由此,在这个偶然的机会里走上了研究民族民间文学的道路,同时也获得了研究的方法。

当时要求下去采风的人要“三同”,就是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白天劳动,晚上才有时间收集采访。那时候没有电,照明工具是一盏马灯,老百姓家没有照明工具,只有松明照亮。在晚上开座谈会、个别采访的时间,如果马灯没有煤油就用蜡烛,蜡烛点完了用手电筒,手电筒没有电池就用松明火照明。早上起来,脸上黑的,鼻孔是黑的,吐出的口痰也是黑的。因为松明火燃起的火烟不仅熏黑了他们的脸,那些火烟也被他们呼吸到了肺里。

李缵绪住进老百姓家的那天晚上,坐到桌子边吃饭,发现甑子里面的饭,就像锯木粉粉,也不知道怎么吃。李缵绪问房东老大爹这个怎么吃,老大爹说盛着就吃了。不吃肚子饿,吃了肚子胀,吃下去屙不出来,原来吃的是芭蕉根,这样吃了将近一个月。李缵绪他们的粮食拿给了主人家,叫主人做了给小孩子吃一点。那时的小孩子太可怜了,面黄肌瘦,肚子撑得像皮球一样。主人家非常感激他说,要是没有他们住到家里,3个小孩可能要丢去喂豺狗了。后来,在李缵绪采访结束,回到县里,就把这个情况向县委书记汇报了。书记说,粮食有的是,那里的道路相当远,路难走,不通马帮,粮食运不进去。县委书记的话是真实的,李缵绪有亲身体会。确实,那个路相当难走,莫要说马帮,人走都困难。看来书记也是没奈其何啊!在李缵绪向书记反映情况的时候,他的同伴急得悄悄地拉扯他的衣袖,示意他不能讲。待他说完了以后,他的同伴把他拉到半边,对他说,你不怕打成“右派”呀!这时李缵绪才感觉到自己太莽撞了。

那个县委书记是南下干部。他听了李缵绪的反映以后,就亲自到李缵绪他们住的地方调查情况,并迅速把仓库里的粮食运送到了那里,解决了群众的饥饿问题。

李缵绪他们先调查采访了一个公社,写了调查报告,把这个民族的历史、风俗、民间的代表作品分类清楚,又到另外一个公社。3个县调查了9个月。就用这样的原始操作跨入了田野考察。他们考察的第一个县是楚雄,经过大过口再到山里,那里的山相当高,峡谷也相当深。可以与对面山上的人说话,但是要到对面的山上就要走半天的路。一上一下,不小心跌下深谷就难以活命了;
上山也是一样,用手抓住石头或者树木,抓稳了慢慢地爬。幸好,李缵绪从小到山上砍柴,习惯了走山路,但走起来还是很累。他们队里有几个来自城市的学生就太可怜了,脚上磨起了血泡,血泡破了像针扎样的疼。反正爬上一两里,见了稍微平坦的地点就要躺下休息一会。晚上睡下像死了一样,艰苦是不必说了。各人的行李不是背着就是挑着。李缵绪不仅背自己的行李,还要帮一个副教授背行李。那个副教授空身走都走不动。他在途中休息的时间,就睡在草皮上说,哎呦,李白没有到过这样高的山,要是李白到了这里,就会写出比《蜀道难》还漂亮的诗了。

李缵绪他们到的地方叫做八哨区党委。到了那里去区党委汇报,然后听区里安排,要求住在寨子里边最穷的群众家里。住哪一家倒是无所谓,最主要的是安全问题。

李缵绪住在中心寨,其他同志住在偏僻的小村。在晚上,他们来找李缵绪汇报白天收集的情况,或者李缵绪去联系他们,都要走一两公里上坡下坎、曲曲折折的山路,不小心还会摔跤。

当时的情况是十分艰苦,那年大年三十晚上,李缵绪回到公社来吃晚饭,伙食堂留下给他一钵头牛肉,热乎乎的很好吃。吃完以后才知道当地的风俗不吃死牛、死猪,牲畜死了以后要埋掉。公社的人发现队里埋了一头小牛,便马上扒开泥巴把死牛刨出来过年。

第二天,李缵绪要到另一个彝族寨子去,需要发一个电报回单位。到了邮电所看见工作人员水平差,发电报也发不来。他就帮他们的忙,不多一阵就把电报发完了,他们非常高兴。时间大概到了下午两点多,李缵绪问邮电所的人,他要到的地方今天是否走得到?他们说来得及。李缵绪就出发了。到了半路,那些路全是上坡路,太阳已经落了,他有些害怕。但是走到了半路上,返回去是不可能了。只好鼓起勇气往前走,结果到了那里,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那个时候要找吃找住,就要先找生产队长,说明了你是从哪里来的,来做什么。拿出介绍信,队长才安排你吃与住。队长说,吃是没有问题,住嘛,没有床。李缵绪说,就跟你住了,队长同意了。吃完晚饭,他就与队长同睡一张床上。睡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李缵绪在洗脸的时候,感到右边的眉毛上有点东西,拿下来一看,是一个大虱子。才想到昨天晚上的被子上有虱子,因为虱子赶新鲜,闻到生人的气息,它就马上来了。床上的虱子大多数爬到了他身上。他又不好意思在他们家里看虱子,就怕他们多心。只好到了僻静处,太阳热乎了才把衣服脱下来找虱子。

后来,李缵绪到牟定的滇中铜矿。那里刚好是在大炼钢、铁、铜。白天也好,晚上也好,李缵绪他们全部排了班,工作是搬运矿石、拉风箱鼓风。睡的是草棚,吃是吃得饱的,就是累啊。两个人推车,一个在前边拉,一个在后边推,一车矿石大约有两三百斤重,推着十分费力。实在累得不行,像全身骨架都散架了,只要屁股一着地就睡着了。李缵绪与共同推车的同事就商量好,他在前边拉的时候,李缵绪在后边扶着车睡,他睡一会了又到前边拉,这样替换着睡。前边拉这个人特别费力,每走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一步一步往前挪动。当时,州委书记王文玉经常来召开党团员大会,还没有说上十多句话,下面就有人打呼噜了。上千人的会,会场上一片呼噜声。

虽然在这样严酷的条件下,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民歌。新民歌都产生在工地上,村子里的是传统民歌,基本都收集得差不多了。李缵绪认为来到这里还是值得。突然,全国要在滇中铜矿开一个炼铜现场大会,说邓小平、薄一波要来。矿部便安排砍些树木,搭棚子盖讲话的讲台,还找了很多花花草草挂在讲台边上,贴上一些新民歌。还没有等到开会,这个棚子就垮掉了。大家庆幸,幸好是现在垮掉,要是等邓小平、薄一波来了,上台讲话才垮,压在里面,就闯大祸了。

当时掀起了批判厚古薄今的文化运动,报纸、杂志、广播天天批。徐嘉瑞就提出了“古今并重”的口号,古代的要收集,毕竟古代的有几千年历史,当代的才有十来年,古代的多,现代的少。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胆量就不敢搞文字工作了。当时,李缵绪他们把所到的地方,从古到今的故事、民歌都收集起来,大多数是传统的东西,新的东西少。采风结束后,由李缵绪负责编写《楚雄州彝族文学简史》,要列入建国十周年大庆献礼书目。其他人都回去了,只有他留下修改《简史》。最后,全省的7个调查队,挑出三部《简史》,一部是德宏傣族《文学简史》,一部是张文勋编的《白族文学史》,另一部是李缵绪编的《彝族简史》。三部《简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准备出版,已经通过了,清样已经校对好,准备出版时突然经济大下马,就搁置下来,没有出版成。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李缵绪编写的《楚雄州文学史》才受到楚雄州文化部門的重视,前来拜访李缵绪,李缵绪才把油印稿交给他们。

就是这个偶然的机会,使李缵绪踏入了民族文学研究的大门。1959年,李缵绪于昆明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在毕业分配时全院开大会,副省长来作报告,报告完以后由他颁发毕业证书,他念到哪一个人的名字,哪一个人才到台上领取。那时候师资缺乏,李缵绪认为读师范学院,是要回去教书的,所以他的志愿是回大理一中教书。待到宣布的时候有一个叫李赞富去大理一中,李缵绪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散会后,李缵绪到学生科去问,认为是学生科弄错了。李缵绪他们班上有两个人,一个是李赞富,一个是李缵绪,他认为自己才是分配到大理一中的那个。学生科说,没有错,就是你被分配到省委宣传部。他就稀里糊涂地去省委宣传部报到了。

辛勤耕耘 硕果累累

李缵绪认为,那个时候采风,方法笨是笨一点,但都是亲身感受,亲眼所见。以后他对民间的采访,都要亲自到田野调查。后来,他经常对研究人员讲,书本上的知识很重要,它是前人积累的知识。但是搞民族文化这个东西,只有在群众之中才能抓到实在的东西。从1958年开始,直到现在,李缵绪遇到不懂的东西就到民间去深入调查,养成了脚踏实地的习惯。

1959年至1963年,李缵绪在中科学院昆明分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期间大部分工作时间就在田野考察,只要云南有一个民族的地方,他的这双脚都踏遍了。

1962年,云南省文联党组决定修改《白族文学史》(初稿,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大理调查队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出版),指定李缵绪为修改小组组长。秋天,由李缵绪起草了修改提纲,经省文联党组同意后,修改组对大理、洱源、剑川3县的白族文学进行了专题调查。然后,与和鸿春合作,编印了《云南民族文学史料》1至8集。

1963年,《白族文学史》初稿修改组对丽江白族、兰坪系拉玛人、怒江白族支系勒墨人的文学进行了调查。编印《云南民族文学资料》9至18集。其中第11至14集,是李缵绪特为修改《白族文学史》(初稿)而编印。这套资料,不仅在国内学界受到好评,还流传到当时的苏联、波兰、日本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

文化大革命中期,李缵绪在云南省作家协会工作。当时在省文联的民研会兼职副主席。他收集的一些情歌(民歌)被当成毒草,说是资产阶级情调。砸烂文联以后,用部队来接管文联。1968年,李缵绪被打成了旧人员,整到弥勒县的东风农场劳动改造,在那里烧砖烧瓦。那里气候炎热,夏天气温到38℃。一开始那段时间还是相当困难的,它不像农村那样,而是按照劳改人员的管理办法,完全军事化,早上6点起床,8点准时劳动,中午12点吃饭,两点准时出工,中间没有休息时间。晚上开批斗会,把那些干部整来捆绑,跪着,让人揭发他们的错误。幸好李缵绪是三代贫农,他是搞民间文学的,虽然把情歌部分看成了黄色的、资本主义的。但是,那个时候把其他的看成是人民的东西。

1969年,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提出了团结路线,各方面的人都要团结。走团结胜利的路线。在学习会议上,李缵绪发言说:党中央提出“团结胜利”的路线,是团结在党中央、毛主席周围,不是团结在哪一伙人周围。虽然管教的人听了不高兴,但是他们把李缵绪没有办法,钻不到他的空子。因为这样,他们就怀恨在心,后来开大会,他们就把李缵绪叫到台上,突然问他与彭荆风的关系。李缵绪才感到问题严重了,他便一概否认说,谁是彭荆风,我不认识他,只知道他是作家。他们拿李缵绪没办法,只好不了了之。因为彭荆风原来被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开始,又以“反革命”将他逮捕。如果李缵绪与彭荆风挂上钩,他就是“反革命”了。

1969年的秋天,突然通知李缵绪到省革命委员会的宣传组(今天的省委宣传部)报到,他就匆匆忙忙地提了洗脸工具到了昆明。第二天到省委宣传组报到,工作组的副组长接待了李缵绪,他对李缵绪说,要李缵绪去丽江采访七林旺丹,文章要写成通讯。时间是8天来回,这个任务壓力是大的。李缵绪的同伴是云南日报的一个编辑。当时从昆明到丽江的公路全部是土路,又弯曲又窄,客车从昆明到下关要跑3天。那个领导还客气地说,本来要派车送你们去的,现在一下子车子派不出来,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客车票,你们到了丽江先去军分区报到。

李缵绪他们到了丽江找到了军分区,吃了晚饭,军分区就派车连夜送他们到中甸(今天的香格里拉)。到了多彩雪山脚下,那里有个卫生所,所里的赤脚医生还是全国劳模,是个藏族女医生。在卫生所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早吃了酥油茶糌粑面就上山了。多彩雪山的海拔有3000多米,李缵绪他们从山脚一直爬坡,到了东旺公社,七林旺丹已经出来迎接。当时七林旺丹是东旺公社的党委副书记兼东旺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因为他要到昆明开会,就简单地与李缵绪他们交谈了一些。通过交谈,李缵绪对七林旺丹说:我要看看你的枪伤。七林旺丹这个人很谦虚,不居功。当地人说,他从来不让别人看他的枪伤。七林旺丹不让李缵绪看,李缵绪说,不是你的枪伤好看,我才要看,是因为我要写你的报道,事迹样样要真实,我才要看,我要对你负责呢。他才把肚子上的枪伤给李缵绪看了。第二天,他就到昆明开会。七林旺丹还是东旺大队的民兵大队长,1952年就被评为全国民兵英雄。

李缵绪他们第二天到东旺大队去。那个路实在难走,爬了半天,才爬到半山腰,那里有一个大岩洞,如果过夜还可以在里面睡觉。岩洞里用干树疙桩焐住一个塘火,火上烧着一个大铜锅,锅里有开水。李缵绪他们便用开水打酥油茶,吃了酥油茶,在离开的时候,又把锅里的水加满。这是规矩。不管什么人来到这里用了水,在走的时候必须把水加满。到了山箐里边坐着休息,帮李缵绪他们驮运行李的赶马人把铺盖行李拿出来挂在树上,当走的时候,他们也就跟着走了。李缵绪感到奇怪,以为他们拿忘记掉了。因为要到东旺住几天的,驮马上不但是有行李,还有伙食。就问他们,东西挂在哪里呢,怎么拿忘记了?赶马人说,不是,我们还要回来的。李缵绪说,当心被人家拿走呢!他说,不会。

那个时候是农业学大寨,大队成立了突击队,有三八妇女队、民兵队。李缵绪他们到了那里,看见那些大寨田全都是石头砌成的田埂,一片连着一片,就像梯子一样,一层一层往上延伸。每丘田的田埂矮的有五六尺高,高的有一丈多高。看了从心里佩服,感动极了。李缵绪就向突击队的人员访问,问七林旺丹出工参加造田没有?问到一个个都说,具体有多少个工,我们记不得,但是只要他在家,都来挖大寨田的。李缵绪问,开大寨田的主意是哪一个出的?他们回答说,是七林旺丹。李缵绪问,那个朝阳路是哪个建议修的?他们回答说,七林旺丹。李缵绪问,他参加挖路没有?他们回答说,只要在家,他都来挖的。他们还有一个发电厂。李缵绪问,发电厂是哪个提出来建的?他们说,是七林旺丹提出来的。东旺最出名的是大寨田,田里的泥巴都是从别处搬进去的。然后是朝阳路,他们那里很封闭,交通不便,人与人之间很少往来。朝阳路修建好了就可以与村寨沟通,方便了群众。七林旺丹还建设了社会主义新农村,把偏僻的住户迁移到了一起。虽然全部像碉堡一样的新草房,但是规划得还算规范。看到了他们改天换地的那种精神,相当感人!

李缵绪他们在那里调查结束后,写完了通讯稿又回到丽江军分区,让军分区的负责同志过目。

七林旺丹成为民兵英雄的事迹经过是这样的:他们那里有一个藏族土司叫做汪学鼎,是藏族奴隶主。他在解放以后还当过云南省政协的副主席。七林旺丹当过汪学鼎的奴隶,他与汪学鼎比较熟悉。解放军有一个连队住在东旺,另外还有一支汪学鼎的武装。解放军住在那里实际就是为了盯住他,防备他搞政变。因为汪学鼎与西藏也有关系,他的势力很大。突然之间,他的武装就把解放军的连队包围起来了,我们的党组织得到了这个消息,就派七林旺丹与另外一个人来给解放军报信,搬救兵。事情很凑巧,这个人是汪学鼎的亲信,走到半路上,两个人坐下吸烟休息的时候,七林旺丹根本想不到与自己去报信的人是汪学鼎的人,所以毫不防备。那个人是带着枪的,七林旺丹不知道。两人刚坐下,那人就突然拔出枪来,给了七林旺丹一枪。七林旺丹力气很大,他把那个人按倒,缴了他的枪,把那个人打死了。这时七林旺丹的肠子都已经流了出来,他解下身上藏族人的那种兜肚紧紧地勒住肚子,一路走的走,爬的爬,硬是把信送到了解放军那里。解放军有了防备才没有受到损失,救了解放军一个连队。七林旺丹就以这一件事情出了名。1962年就成为了民兵英雄,出席了中央民兵英雄表彰大会,中央军委颁发给他“全国民兵英雄”奖状。

李缵绪他们按时完成了写七林旺丹的通讯,回来以后就把稿子寄到《人民日报》,几天就见报了。《人民日报》还加了新华社电,这样的新闻稿全国各大报刊都要转载。所以,第二天,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报纸与《解放军报》都全文转载了。当时,任何文章都不能落作者的名字,所以落款是:人民日报记者、人民日报通讯员。后来,这篇文章《人民日报》还出了单行本,后边的一小段还选入初中课本。

就因为这篇报道,后来,七林旺丹被誉为“雪山雄鹰”。“文化大革命”中曾任中共云南省委常委兼丽江地委第一书记,中共云南省委副书记兼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委第一书记。“文化大革命”后任迪庆藏族自治州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九届、十届、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

从丽江回到省委宣传组,李缵绪要求回五七干校。省委宣传组不准他走,说什么,要开学代会了。“学代会”就是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代表大会的简称。因为写七林旺丹的《雪山雄鹰》打响了,他们叫李缵绪改的其它稿子有《雨露民兵营》,保山的《父女练武》,讲的父亲是民兵连长,女儿是先进民兵的故事。

民族文学的先行者

李缵绪在省委宣传部,主要工作是给省委起草重要报告、文件。

到了1979年,分别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云南省文联党组的决定,参加筹建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和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为3人筹备组人员之一。10月,由李缵绪领队,率领云南彝族、白族、哈尼族、傣族、苗族、纳西族、景颇族、拉祜族、傈僳族、普米族、阿昌族、德昂族等民族歌手,赴北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歌手、诗人座谈会,受到胡耀邦、叶剑英、邓小平、万里、班禅、赛福鼎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1月11日,《云南日报》发表《山歌唱到北京城》。11月21日,赴北京参加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受到华国锋、叶剑英、彭真、万里、邓颖超、班禅、赛福鼎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1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我是怎么培养歌手的》,并配发报社的短评,充分肯定云南培养歌手的经验。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共云南省委批准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云南分所,李缵绪任所务员。

因为李缵绪是主管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是副厅级待遇。才开展工作一年多,当时胡乔木兼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院长。他来云南搞调研时,来到民族文学研究所与李缵绪座谈。李缵绪向他汇报了工作。胡乔木说,你们才搞了一年多就做出了成绩。广西、内蒙、新疆、西藏都听见你们云南民族文学研究所要出版一本书,希望你们给他们提供经验。

自从李缵绪调到民族文学研究所,大部分工作时间就在田野考察,只要云南有一个民族的地方,都被他的這双脚踏遍了。他不是走马观花、开着车子绕一圈,而是下去至少就是一个月、两个月时间,调查了解,搞培训班,培养骨干。

1980年,民族文学双月刊《山茶》杂志创刊。李缵绪先任编辑部主任,1982年至1994年又任主编,整理傣族叙事长诗《吉达和万拉》,发表于1980年第4 期《民间文学》杂志。

1982年,李缵绪与和鸿春整理的纳西族民歌《金筝之歌》,获云南省民间文学优秀作品奖。

从李缵绪主管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工作以来,在民间文学领域培养了一大批民间文学工作爱好者。他的大部分工作时间都在田野考察,下去调研至少就是一两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主要的工作是去搞培训班,培养骨干。骨干培训好了,遍地撒网,到处都有人做民族文化工作,才能把工作做到家。当时全国要搞3套集成:民间歌谣集成、故事集成、谚语集成,这是全国的重点项目,是民族文学重中之重的项目,也是国家民委重点支持项目。云南省有二十几个民族的3大集成,任务很重。因为李缵绪曾经在楚雄搞过田野考察,积累了经验,他便到17个地州去讲课,教学员到田野考察,教他们怎样采风。学员写好了文章,他还要给他们每人修改一遍。修改后就在《山茶》杂志上发表。所以,培养了很多民间文学骨干,什么文化馆长呀,文化局长、副局长呀,全省有很多都是这样的培训走出来的。第一次办班,其他几个州是办1个班,他在大理办了4个班。全省16个地州的费用都是他们自己出,大理的费用是民族文学研究所出。在其它地区看来,李缵绪还是有点偏心。

在大理办的第一个班,采取的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李缵绪带学员到大理州洱源西山考察,因为西山富有民间文学,能够保证参加的人都有收获。这次参加洱源西山田野调查的有杨美清、施立卓、张明曾、景宜等。结果是大丰收,收集了100多个故事。当时,有的人才去了三四天就说,西山没有特色,急着要到其他地方。李缵绪就问他们,你们一天下去每人最少可以收集5首民歌,你们收集到了没有?他们说,比这还多。

西山的民歌遍地皆是,学员们觉得不稀奇。如果没有李缵绪把他们要搬家的思想打消掉,不继续坚持收集下去,那么这些民歌就在历史的潮流中不断淘汰,最终就会消失掉了。那一年,李缵绪带领学员们收集的西山民歌有1000多首,他选了较好的200多首刊载在了《山茶》杂志上。李缵绪为云南省的民间文学收集整理,培养了更多的民间文学工作者,为及时抢救民间文化免遭流失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983年,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所设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版),李缵绪任负责人。5年间,云南先后出版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加岭传奇》、傣族古典诗论《论傣族诗歌》《傣族文学讨论会论文集》《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文学简史》《傣族古歌谣》《白族文学史略》《阿诗玛原始资料集》《机智人物故事选》等20余种图书。

1984年,李缵绪被中共中央宣传部任命为全国《格萨尔》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白族文学史略》由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云南版)出版。他还到保山举办民间文学讲习班,培训民间文学骨干。

1985年,李缵绪审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加岭传奇》,准备公开出版。在中甸(香格里拉)举办《格萨尔》艺人培训班。

1986年,李缵绪赴北京参加《格萨尔》工作表彰大会。因在该英雄史诗的“发掘工作中作出优异成绩”,受到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社科院、中国民协的联合表彰,授予荣誉证书。他主编的《白族神话传说集成》(全国三套丛书之一),获云南省三套集成一等奖。到曲靖举办民间文学讲习班,培训民间文学骨干。

1987年,李缵绪到玉溪举办民间文学讲习班,培训民间文学骨干。

1988年,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华民族风俗辞典》,李缵绪任编委,特邀撰稿人,云南词条审稿人。

1989年,李缵绪与日本著名文化人類学家君岛久子到大理、德宏考察。另外,与美国加州大学合作完成《中国云南省白族文化田野考察》项目。云南省人民政府授予李缵绪“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

1990年4月2日至5日,主持民族文学研究所与台湾省淡江大学中文系在昆明联合召开的“中华民族文化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致开幕词《中华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在会上提交了《白族本主文化简论》。会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华民族文化海峡两岸学术讨论会文集》。《白族文学史略》获1978至1998年“中国少数民族研究成果优秀著作奖。”

1991年,《白族文化》(专著),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收入“中国少数民族文库”。由君岛久子翻译为日文,改名《白族文学简史》。4月,中国文联和云南省文联在昆明召开“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国际研讨会”,李缵绪在会上宣读了《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的论文。论文收入《少数民族文化艺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1992年,负责国家级昆明海埂旅游渡假区民族村总体设计和白族村的具体设计,于3月8日开始营业。

1993年,主持拍摄6集电视学术专题片《白族本主文化》(云南电视台播出)。

1994年,主持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合作项目《中国云南省大理地区大本曲说唱故事调查》。带领课题组到大理、洱源县进行大本曲的实地调查和拍摄影视资料片,撰写调查报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北京办事处主任木卡拉亲自到大理验收,对项目完成情况给予了高度评价。大本曲有关资料和影视片被教科文组织收藏。

1994年退休后,于1995年,应台湾省中国文化研究所邀请,7月,赴台湾省参加“鲁凯族口传文学研讨会”。国台办指定为大陆代表团团长。

1996年,出席在兰州举行的第五届《格萨尔》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宣读的论文《古代歌颂藏汉友谊的不朽诗篇——读〈格萨尔王传·加岭传奇〉》,会后收入《中国〈格萨尔文库〉》。

1997年,因“抢救《格萨尔》英雄史诗工作中有突出贡献”,受国家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文联、中国社科院联合表彰,颁发荣誉证书。

1999年1月13日至15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和云南省社科院召开“云南建设文化大省研讨会”,李缵绪提交的论文《适应时代潮流的战略决策》,会后收入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云南民族文化》。2月初,到大理参加白族学会年会,在会上作《谈谈建设大理的特色文化》的即席发言。《云南民族文化大观丛书》(任副主编、主编丛书中的《白族文化大观》)出版,并获得1999年中国图书奖。《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国文化》收入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现代科学文库》。

2000年4月,由李剑飞、辛臣演唱,张天锡等记录,李缵绪、张天锡整理的白族“打歌”体创世纪《人类和万物的来源》(白、汉文对照),载于奚寿鼎、张霞主编,云南民族出版社的《白族民间长诗选》。

2003年,李缵绪任副主编的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重大项目、国家艺术科学规划重点项目的分课题《中国歌谣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云南卷》(上、下)、《中国谚语集成·云南卷》,历时10余年完成,由中国ISBN中心出版。

2004年,李缵绪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白族卷》(费孝通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大辞典系列》)的分课题,属国家民委和教育部“九五”重点项目。收入8000条的大型综合辞典,历时8年完成,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获云南省第十二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著作《民族文化新论》,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2007年,李缵绪主编的《当代云南白族简史》,从3月启动,到2011年完稿,经3次修改,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9年,著作《人类和万物的来源》入选《云南少数民族古典史诗全集》(上卷),由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2011年,主编的《中国民俗大系·云南民俗》由学苑出版社出版。

2012年,整理的白族民间叙事诗《放鹞曲》(又名《串枝连》)和《采花歌》入选《云南少数民族叙事长诗全集》(中卷)。

从1986年到2013年,李缵绪任云南省民族学会白族研究委员会(前身为昆明白族学会)会长,为弘扬白族文化,组织在昆明白族同胞举行了26届“中国(昆明)白族三月街民族节”。

李缵绪先生在任职和退休期间,还兼任云南省社会科研究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副主任、评委,云南省编辑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列高级职称评委会评委,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云南省民间文艺家协副主席、顾问,现任云南省民族学会白族研究委员会会长,云南省社科院离退休专家学术委员会主任,云南省南诏大理研究会顾问,及其它文艺、出版团体的理事长、常务理事、理事等职。

先后两次被评为云南省社科院优秀共产党员。1992年选为中共云南省第五届代表大会代表。1989年获“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业技术人才”称号。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86年和1997年两次受国家民委、文化部、中国社科院、中国文联的联合表彰。2006年4月,获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文化厅、云南省文联的“云南文学艺术成就奖”。同年9月,获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委员会、云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的“云南省有突出贡献的哲学社会科学老专家称号”。同年10月,获“云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009年,获世界民间艺术家最高奖“金飞鹰奖”。2010年,执笔整理的叙事诗《采花歌》,选为中国20世纪民族经典作品。2010年9月,执笔整理的白族“打歌”体史诗《人类和万物的起源》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他的事迹,被收入《世界名人录》《世界民间文艺家大辞典》《世界民间艺术大师大辞典》《近现代少数民族英名录》《中国各民族英杰》《中国民间文艺家词典》《中国艺术家传集》《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国出版人名词典》等10多种词典。

李缵绪先生于2016年12月31日与世长辞。他的逝世不仅是我们云南省民族文化的损失,也是国家民族文化的损失。他在那个激情热血的时代实践先行,用自己的心血为我们的民族文化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丰富的著作给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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