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农
100年前，中国革命风起云涌。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大会，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该年4月，毛泽东离开长沙到上海，参与筹备中共三大的工作。6月上旬，毛泽东从上海抵达广州，参加中共三大预备会议。会议由陈独秀主持，李大钊、张国焘、谭平山、蔡和森、陈潭秋、罗章龙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出席。马林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问题的意见，报告国际形势。会议讨论中央委员人选和起草三大的各个决议案问题。
毛泽东一生11次来广州，第一次就是来广州参加中共三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局秘书，成为中央领导核心成员。
各地推选代表秘密赴粤
中共三大召开前，中共中央以“钟英”为代号，指示各地大致从每十名党员中选派一名代表，前往广州参加大会。对参加三大的代表也作出了具体要求：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从事工农革命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和省、区的书记。
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四个区，区党组织的名称叫区委员会。各区委员会接到中央通知后，按民主程序进行大会代表的推选工作。
根据中央通知，北方区委进行了讨论，并向铁路、矿山和北方区各大城市党支部下达通知，说明中央召开三大的意图，要求各支部重视这一工作，重要的地方如长辛店、天津、唐山、保定等产业工人区都要派人参加。通知文件到达后不久，中央又单独写了一封信给时任北方区委书记李大钊和北方区委委员罗章龙，了解北方区参加三大的准备工作，并要求李大钊和罗章龙前去参加三大。最终，北方区委选出李大钊、罗章龙、王荷波、王仲一、王俊等12人为代表。其中绝大多数是工人，共青团组织也派出负责人参加，這是全国各区派出代表人数最多的。
其他区也或指定或通过选举，派出了代表。两湖区有毛泽东、陈潭秋、项英等，江浙区有徐梅坤、王振一、于树德等，广东区有谭平山、冯菊坡、阮啸仙等。中央代表为陈独秀、张国焘、张太雷。此外，从法国回来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来的瞿秋白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以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的身份列席会议，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
出席三大的代表人数至少有40名，其中可查实姓名的有39名，代表全国420名党员。他们当中最年长者46岁，最年轻者21岁，平均年龄为29.8岁。代表的主体是工人阶级，也有知识分子、军人，第一次有女性代表参会。
三大代表选出后，分批秘密赴粤。如北方区的代表是分三批走的。为了保密，他们不坐同一条船，不乘同一趟车，不在同一天走，但时间相隔不远。路线是由北京坐火车经天津到上海，再由上海乘船到广州。
江浙区代表徐梅坤和王振一从上海坐船到广州，同船的还有李大钊、陈潭秋、于树德、金佛庄共六人。于、金两人是自己出路费。于树德没有钱，急得没办法，徐梅坤给他出主意，用卖掉金手镯的钱来买船票。船不能从上海直开广州，必须在香港停留一天。在香港，徐梅坤和李大钊还上岸去喝了一点酒。船到广州，在太古码头上岸。这时，天气已经很热，街上卖荔枝的很多，价钱很便宜。到广州后，广州党组织派人到长堤码头接大家。因为互相认识，所以没用介绍信。大家都没有带行李，随身只有一个小包。一上码头就沿珠江岸边步行到三大会址。因其他代表还没有到齐，休息了两天才开会。
出于经费、安全等方面考虑，中共广东区委在中共中央驻地春园后面租了一幢两层楼房作为中共三大会场。
这是一幢两层砖木结构金字瓦顶的普通房子，坐西向东，门临大街。底层南边是会议室，北边作饭厅。二楼两间是宿舍，而间墙只有半截，上有金字架承顶横梁和桁桷，顶上没有天花板，仰视就能看见瓦底。一部分代表就住在这里。在楼下的会议室中央，摆放着一张西式长方台子，两边是一列的长条凳，前后两端摆着小方凳。
会议期间，所有三大代表都由“管东渠”（中共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安排食宿。马林、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蔡和森、向警予等住在春园，并在春园吃饭；
其他外地代表沈茂坤、于树德、王振一、徐梅坤、金佛庄、王俊、孙云鹏、陈潭秋等住在会址楼上，吃饭在楼下。广东代表都回家住，吃饭在会址。谭平山回家吃饭。
独立自主促成国共合作
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拉开序幕。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大会报告，马林作国际形势报告。陈独秀在报告中介绍党的组织情况，公布大会开销，说明决定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依据和过程。他着重传达了西湖会议情况和精神，说：“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同志，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重大的改变。”
陈独秀在总结中共二大以来中央和各地区的工作时说：“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最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得很好。”
会议第三天，李大钊、谭平山、徐梅坤、林育南分别代表北京、广东、上海、武汉作工作报告。张国焘、陈潭秋、孙云鹏分别从不同方面总结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和二七惨案经验。
毛泽东在大会上代表湘区作工作报告，介绍湖南农民和工人运动的情况。他根据自己从事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农民问题，强调了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共不应只看见局处广州一隅的国民党，而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应该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
中共三大要讨论的问题，在会前都已再三议及，只有农民运动是新提出来的问题。毛泽东的报告得到陈独秀和马林的充分肯定，以及与会代表的广泛赞同，毛泽东即被大会指派主持《农民问题决议案》的起草工作。
在《农民问题决议案》中，毛泽东写道：“故我党第三次大会决议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这是党史上第一部《农民问题决议案》，指出农民积极参与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性。后来，农民成为党在大革命运动中的重要力量。
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张国焘等人持“左”倾观点，反对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陈独秀等人持右倾观点，坚持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但又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及其在民主革命中的作用。
讨论中，毛泽东等多数代表着重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同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马林、陈独秀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观点。毛泽东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坚决主张实行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他在发言中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我们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李大钊的观点与毛泽东相同，更是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他阶级。”“由于这个原因，我们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我们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会议在坚持原则、充分行使代表权利和追求团结上趋于统一：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
二、在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
一个多星期的会议日程安排得十分紧凑。大会正确分析中国国情，确定国民革命运动为党的中心工作，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讨论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等一共13个文件和决议，其中《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全体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毛泽东当选执委
1923年6月19日，中共三大选举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选出执行委员9名，候补执行委员5名，毛泽东当选执行委员之一。当选执行委员的选举票数是：陈独秀40票，蔡和森37票，李大钊37票，王荷波34票，毛泽东34票，朱少连32票，谭平山30票，项英27票，罗章龙25票。
6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春园二楼召开会议，研究中央局成员及分工。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组成中央局，以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李大钊、王荷波、项英、朱少连则分别为中央驻北方、上海、湖北、湖南委员，指导当地党的工作。
“中央局秘书”一职，是第三届中央委员会特设的，实际上相当于后来设中央主席时的总书记，并不等同于党中央“秘书长”，因为“中央局会计”的职责也属于秘书长工作范围。对于秘书的职责，《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第三条规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此外，组织法还特别规定：“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这既说明了作为中央局秘书的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也体现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尝试通过制定党内法规的形式，制约最高领导人的权力。
中共三大后，毛泽东在党内承担了十分重要的工作职责，这也是他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层。后来，毛泽东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从而使党中央真正有了负责全党自身建设、特别是党务工作的专职主持者。
同前两届相比，第三届中央领导集体具有新的特点。
一是中央领导机构组成分工更加明确合理，既有利于坚持集体领导，又分工各负其责，加强了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负责“总理党务”的委员长陈独秀，不再兼管行政事务性工作，原来承担的许多工作分别由中央局秘书和会计负责，从而能够集中精力主持开好集体决策的中央局会议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主抓事关全党的大事。
二是新成员居多。14人中有9名新成员，占64.3%；
中央局5人中有3名新成员，占60%。本届成员平均年龄33岁，最大的是陈独秀，44岁。最小的是项英，25岁。这些领导成员都正当青壮年，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热情高，干劲足，思维敏捷，易于接受新鲜事物。
三是出身劳动家庭者居多，代表性广泛。实际担当工作的12位委员中，出身工农劳动家庭的8人，占 66.7%。他们分别来自上海、北京、广州、武汉、长沙、安源、唐山各区委地委，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他们对中国农村、城市、工厂、铁路、矿山等各地方的实际情况有着深刻的了解，这非常有利于中央决策能够密切结合实际。
四是均经过实际斗争锻炼考验，具有四五年学运、工运、农运经历，任过党、团、工会的基层、中层、地区领导职务，有相当的工作经验。大多数理论思想水平高，组织领导能力强，政治坚定，斗争性强，作风深入，重视团结，善于联系群众。
中共三大标志着党从创建时期转入大革命时期。大会开创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积极投身国民革命
中共三大结束后，毛泽东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向警予等留在广州，与陈独秀、李大钊到廖仲恺家谈国共合作事宜。国民党本部派覃振从广东至湖南，毛泽东给李维汉写信，要中共湘区委员会协助覃振在湖南筹建国民党组织。
1923年6月25日，毛澤东和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谭平山以国民党员身份致信孙中山，建议国民党在上海或广州建立强有力的执行委员会，以期合力促进党员的活动和广泛开展宣传。信中说：我们不能沿袭封建军阀用武力夺取政权、攻占地盘的同样的方针，这会给人们造成我们与军阀是一脉相承的印象……我们只能用新手段，采取新方针，建立新的力量。对于国民，我们应联合商民、学生、农民、工人，并引导他们到党的旗帜下。从人民中建立的新军队，将用新的方法和新的友好精神捍卫民国。毛泽东等希望孙中山不要轻信南方诸省军阀，南方军阀的罪恶“并不比北方军阀稍逊”，要求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舆论的中心地上海，到那里去召开国民会议。这样，一支解决全国问题的集中的军队便能建立起来。“我们就不会丧失我们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领导地位。”
7月2日，陈独秀、毛泽东致信共产国际，报告中共三大及其以后的活动情况。信中说：“目前党内存在的一些困难已经在这次会议上获得解决。”“此次会议后，我们决定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搬到上海工作。这不仅因为上海是工业最发展的中心区，而且也便于对全国工作进行指导和传达。”
毛泽东高度重视商人在国民革命中的作用，视其为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力量，必须广泛团结，共同奋斗。1923年6月，直系军阀首领曹锟为当总统扫清道路，指使其党羽，用各种手段对总统黎元洪“逼宫夺印”。7月1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上发表《北京政变与商人》一文，指出“北京政变惊动了老不注意政治的商人，使他们抬起头来注意政治，并出来干预政治。这是一个何等可喜的消息。”“须知外力军阀是全体商人以致全国国民的共同敌人，而国民革命成功后所取得的又是共同的利益，为推翻共同的敌人，取得共同的利益而团结而奋斗是最必要的……唯有号召全国商人、工人、农人、学生、教职员乃至各种各色凡属同受压迫的国民，建立严密的联合战线，这个革命才可以成功。”
7月下旬，毛泽东离开广州去上海。8月5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进行指导。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于7月8日成立，兼管江苏、浙江两省党的工作。这次会议除报告外，讨论下列问题：一、救援在狱同志问题；
二、江浙军事问题；
三、劳动运动委员会问题；
四、工人青年励志会请教员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徐梅坤、王振一、沈雁冰、邓中夏。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命令金佛庄（当时在浙江省警务处处长夏超的警备团任营长）相机做反战宣传。毛泽东还代表中央提出三点建议：一、劳委会与劳书部负责人应一致；
二、国委会委员长应改人；
三、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态度须缓和，并编入小组。
9月上旬，中共中央机关迁回上海，中央局机关设在闸北区三曾里，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罗章龙等住中央局机关。
作者系江苏周恩来研究会理事
编辑/王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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