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玉
提要：文言和白话自古以来就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各有其用,各司其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并建立“国语”即现代汉语,但对文言的利用和改良问题缺乏深入思考。在以现代汉语为主体的语言文化环境下恢复文言写作,向古人学习语言,是融合古今汉语、丰富现代汉语表现力、充分挖掘汉语言文学潜能的一条有效途径。当代文言写作主要有三种方式:纯正古文模式、浅近文言模式、半文半白模式,其中浅近文言模式和半文半白模式具有较大的可行性,值得提倡。
文言文作为一种书面语言,有着三千多年的辉煌历史,汉语文学中的优秀作品大多是用文言写成的。然而,随着白话文的兴起,文言文的衰落却成了一个不可避免的态势。当代社会里,人们的日常交际和写作大多需要用常人都能理解的白话进行,这没有疑义。但是,文言文不仅是一种传统的汉语表达方式,而且也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承载者,而白话写作虽然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但它成为主流却只有100多年的历史,文化蕴涵相对不那么丰富。白话文写作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吸收文言文写作的丰富遗产,文言写作在当代究竟有多大可能性,其实现方式究竟为何,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讨论的问题。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文言文和白话文似乎是对立的,白话文兴,则文言文衰,但事实上,这只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的状况,在此之前,文言文固然是汉语写作的主流,但白话文写作也相当兴盛。尤其是唐宋以来的白话小说,更是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学样式,相比以文言创作的诗词散文,艺术价值不遑多让。只是在古代文化语境中,文言文是毋庸置疑的主流,而白话文学则处于边缘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抑制。与文言相比,白话使用人数众多,却不能成为书面写作的主体,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此,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为白话文争主流地位,对于促进汉语言文学的现代转型,是很有贡献的。但是,白话文运动的一些提倡者,却往往将白话与文言机械对立起来,只看到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此长彼伏,看不到两者共存的可能性,这就走向了一个片面的极端。
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并且以白话为汉语主体语言进而建立“国语”,这是正确的,但他们否定文言文的某些观点具有片面性,其中尤其以胡适为最。
胡适《文学改良刍议》本质上是对文风的批判并提倡白话文,学术界一般把它看作是提倡白话文运动的“纲领”,所述“八事”通常被看作是对文言文的批判和对白话文的提倡,但实际上,这八条问题既存在于文言中,也存在于白话之中。
第一条“言之有物”。白话可以言之有物,文言也可以言之有物,“言之无物”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文风的问题,文言有言之无物的缺点,白话同样也存在这一缺点。
第二条“模仿古人”。这同样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写作理念以及学习过程问题,文言写作多从模仿古人开始,白话写作同样也需要模仿,只不过模仿的对象既有古人也有今人。文言写作多从模仿古代经典名篇开始,这与文言经典作品比较多有很大的关系,但白话写作同样需要学习前人,只不过五四时期白话经典作品不多因而模仿比较少而已。
第三条“需讲文法”。这也不是白话文的专利,其实古文也是讲“文法”的,只是古文的文法不同于现代汉语的“文法”而已,现代汉语的“文法”深受西方语言的文法影响。
第四条“无病呻吟”。文言作品中存在这个毛病,白话作品中同样可以存在这个毛病,相反,文言文也可以内容充实,而白话文也可以是“无病呻吟”的,是否“无病呻吟”与白话、文言无关,也是文风的问题。
第五条“陈词滥调”和“套语”。当时在文言文中广泛地存在,今天在白话中则是更为广泛的存在,这说明它不仅是文言文的问题,也是白话文的问题,它与语言积累有关,而不是语言固有的问题。
第六条“用典”。这同样与文言文的积累有关,文言文经过两千多年的积累发展到清代时“典故”和“成语”很多,文言有点不堪重负的味道,新的白话兴起时没有历史负担,“典故”和“成语”很少,但白话也用典,不仅用“古典”,也用“今典”,并且随着白话的积累,这一问题也会突显出来从而成为问题。
第七条“对仗”。这是旧体诗词的突出特点,但不是文言文的突出特点,中国古人因为从小学习“对课”,所以语言习惯很讲究对仗,但对仗不是文言文的固有特点,同时,白话写作中也有对仗,不过相比较而言相对少些而已。
第八条“俗语俗字”。这是白话文非常突出的特点,反映白话与文言之间的差别,也即雅训与通俗之不同,但这是语言中一个很小的问题,也可以看作是文风之差异。白话写作可以吸收俗字俗句,但这构不成废用文言的理由,况且,文言并不是绝对排斥俗字俗句的,杨雄的《方言》(1)参见钱绎:《方言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戴震:《方言疏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所收录的多是当时的方言俚语,后来则多融入了文言文,只是时间久远之后,大家忘记了它们是俗字(词)罢了。相反,今天的白话文越来越排斥俗字俗句了,语言“口语化”被认为是学术研究的一大问题,一些学术刊物甚至完全排斥口语化的文章。
胡适所说的“八事”可以说全是文言文“负面清单”,是层次比较低或者说水平比较差的文言写作的问题,优秀的经典的文言文写作都没有这些问题,并且可以说这些问题是所有语言的“负面清单”,不是文言文所特有,层次比较低的白话也广泛地存在这些问题,甚至比文言文还严重。的确,文言文在晚清时跟不上时代的变化,尤其是暮气沉沉的旧文化界和旧文学界,文言文在表达中的这些问题非常突出。但这些问题是时代的问题而不是语言的问题,与白话或文言作为语言体系没有关系,改文言为白话并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胡适所说的“八事”有些是可以在文言文内部或者白话文内部进行解决的。白话文真正值得提倡的理由是思想的现代性,白话更容易接纳西方现代的术语、概念和范畴。提倡白话文是正确的,废除文言文的主流地位也是正确的,但抛弃或废弃文言文则是错误的,这对中国思想文化的传承以及文学的传承都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胡适把文言文定义为“死文字”就是很主观的,认为“死文字”不能产生“活文学”的,他说:“犬字是已死之字,狗字是活字;乘马是死语,骑马是活语。”(2)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2、150页。事实证明,这是错误的判断,“犬”和“乘”今天仍然广泛地使用,是标准的“活”字。胡适说:“凡文言之所长,白话皆有之。”(3)胡适:《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胡适文集》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2、150页。这更明显是错误的,事实是,文言白话各有所长。而且,有些用文言表达的思想翻译成白话就会损失意义或者增加意义,比如简单的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怎么用白话翻译其意义和语感都不能和原文相提并论,即使用千字白话文来解释也未必能穷尽原文所蕴含的意义和意味。相反,鲁迅小说《故乡》中的名言“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白话语言的流畅性以及音乐性是无法用文言表达的,把这句话翻译成文言,可以保存其意义,但无法保留其给人的语感。
相反,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反对通行白话文、反对“国语”、维护文言文的主体地位是错误的,但他们为文言文辩护的某些观点则是正确的。
五四时期,林纾是著名的文言文维护者,除了身体力行地用文言写作以外,还直接参与理论论争,《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就是一篇著名的维护文言文的文章,林纾说:“从未闻尽弃古文行以白话者。今官文书及往来函札,何尝尽用古文?”(4)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林纾集》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77、378页。也就是说,现实中,纯粹用白话是不可行的,纯粹用古文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古文和白话应该并行不悖,但林纾的文章其论据材料基本上是陈词滥调,的确没有把文言与白话的关系从道理上讲清楚。最后的话“吾辈已老,不能为正其非,悠悠百年,自有能辩之者”(5)林纾:《论古文白话之相消长》,《林纾集》第1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377、378页。,被陈独秀、胡适等人反复嘲笑。今天看来,林纾虽然没有讲出什么理由,但并不意味着他所说的古文与白话的辩证关系的观点是没有道理的。“古文的价值”和林纾讲的“古文的价值”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倒了林纾,但并没有批倒“古文的价值”。从百年之后的今天来看,现代文学以白话为正宗是正确的,但白话取得正宗地位之后反过来排斥和压抑文言文学,这是错误的,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文言与白话”“各有其用”(6)汪懋祖语,见胡适《所谓“中小学文言运动”》,《胡适文集》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34页。,这是非常正确的。
五四时期,为文言文写作进行辩护的还有“学衡派”诸君子以及“甲寅派”章士钊等人。现在看来,他们的观点很多是正确的,比如胡先骕认为:“文学之死活,以其自身之价值而定,而不以其所用之文字之今古为死活。”(7)胡先骕:《评〈尝试集〉》,《胡先骕诗文集》上册,黄山书社,2013年,第314页。这里所说的“文字”即胡适所说的“文字”,也即语言,就理论上来说,这是非常有道理的。章士钊反驳胡适说:“文言死于二千年前,是距今千九百年,以至演义出版之日,中国无文化也?其间皆死社会也?死国家也?死团体也?”(8)章士钊:《评新文学运动》,《章士钊全集》第5卷,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367页。这种批驳同样是非常有力的。任鸿隽说:“用白话可做好诗,文语又何尝不可做好诗呢?”(9)任鸿隽、胡适、钱玄同:《新文学问题之讨论》,《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第55页。这也是非常有道理的,事实上,就中国诗歌的成就来说,新诗已经试验一百多年了,但汉语诗歌的经典作品主要还是旧体诗,新诗经典作品则要少得多。
文言和白话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同样的意思,有的用文言表达更准确更诗性,有的用白话表达更准确更直接,胡适本人也是承认这一点的,所以胡适并不完全反对学习古文,他主张“高等小学除国语读本之外,另加一两点钟的‘古文’”,“中学堂‘古文’与‘国语’平等”(10)胡适:《答黄觉僧君〈折衷的文学革新论〉》,《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2页。,胡适虽然提倡白话文,但对文言文是留有空间的,根本原因是文言文仍然是有用的,是白话文不可取代的。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等人所批评文言文的理由固然有道理,但他们所批评的均为文言文所短,而对于文言文所长他们则是回避的,相反,他们所说的白话文的特点均为其所长,而对于白话所短他们则是回避的。
文言文是世界上的优质语言,完整、系统,能够表达复杂的思想,特别是在表达情感方面非常细腻、诗性化。恢复文言写作,不仅是继承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遗产,让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化遗产发扬光大,发挥现代作用,更重要的是把汉语的思想和文学的潜力充分发掘出来,从而建设新的汉语。五四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促进了中国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的现代转型,这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文化某些方面的断裂。中国现代文化发展到今天,需要重新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复”,而复活语言上的文言文则是这种“修复”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手段。
如何建设汉语?毛泽东提出了三条路径:“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分。……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由于我们没有努力学习语言,古人语言中的许多还有生气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充分地合理地利用。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11)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7—838页。过去我们对毛泽东这段话的理解站位基本上是现代汉语“本位观”,也即站在如何建设现代汉语的立场上来理解和思考它,而没有从社会的“二言”(12)王力:《怎样学习古代汉语》,《龙虫并雕斋文集补编(三)》(《王力全集》第20卷),中华书局,2015年,第945页。角度来领会。我认为,我们可以超越现代汉语以更开阔的视野来理解毛泽东这段话,从而更宏观地思考汉语建设与汉语运用。
现代汉语从民间口语中吸收养分,从外国语言中吸收养分,从古代汉语中吸收养分,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我们也可以跳出现代汉语,从汉语和世界语言的角度思考问题。向外国语言学习除了吸收外国语言的词语、语法以及话语方式进入现代汉语以外,还可以直接使用外国语言进行表达。事实上,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可以直接用外语写作特别是用英语写作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自然科学领域,每年都有大量外文论文特别是英文论文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还有大量的外文著作在国外出版,这也是中国社会层面的语言“二言”性表征之一。我认为,外文写作对于我们理解外国语言,并进而进行现代汉语建设都是有帮助的。要学习和借鉴吸收外国语言,必须真正懂得外国语言,学习外文并用外文写作是实现借鉴和吸收外国语言的最重要的实践性活动,也就是说,汉语与外语的“二言”状况有利于汉语真正从实践上吸收和借鉴外语,实现学习外语建设汉语的目的。
同样,向古人学习语言也是如此,基本的方式是吸收古代汉语中有生命力、健康的词语,从而丰富、完善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具有承接性。但其实还有更大的可能性,那就是文言文的独立运行或者融合古今、文白并存,通过写作激活文言文,实行中国社会的文言与白话的“二言”性,并最终达到汉语以白话为主以文言为辅的格局。文言文在汉语中是强大的客观存在,在语言教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今天的中小学语文教育中,小学生就开始接触浅显的文言文,中学语文课本中有近30%的文章是文言文的,并且文言文是要求背诵的课文,中国人只要高中毕业就都能达到一定的文言文阅读水平,中学语文教育缺乏的只是文言写作。大学教育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以及理工科中的中医学等专业,都涉及大量古代文献,也需要很高的文言文阅读水平。所以中国的教育决定了中国人有很高的文言文阅读和欣赏水平,也即有很好的文言文写作的前提和基础,只是缺乏最后的实践环节。文言写作对于文言文激活来说具有根本性作用,是决定性的实践。文言文的价值不只是通过改造从而融进现代汉语,更重要的是通过独立的文言文写作实践从而激活文言文,使文言文进入应用程序,成为活的语言,这是理解和接受以及继承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最有效的方式。文言写作的复活不仅会提高中国人阅读文言作品的能力和水平,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文言文水平的提高会进而加强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也有助于现代汉语的建设。
白话和文言不仅事实上是不矛盾的,理论上也是不矛盾的,就现代汉语来说,文言文可以极大地丰富现代汉语的表达,使现代汉语更具有兼容性,就汉语来说,文言文独立运行可以有效地补充现代汉语的不足,极大地丰富汉语的表达,使汉语变得丰富多样。特别是文学创作上,文言文写作具有广阔的前景,文言创作将开辟一个新的文学语言世界,沉睡的文言复活将绽放绚丽的文学光芒。
文言写作对白话写作也是非常有促进作用的。新文学开创者如胡适、鲁迅、陈独秀、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人,他们的白话文之所以一开始就写得好,出手就成为经典,就是现代汉语的范本,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们都有深厚的古文功底。五四白话文以口语为基础,但它明显区别于口语,和口语相比具有简洁、雅训、古朴、内敛的特点,这显然与其充分吸收文言词语和深受文言句法的影响有关,从而区别于晚清直接不加修饰地把口语书面化的白话,也区别于半文半白的近代汉语。“文言的底子”是“国语”的重要因素,鲁迅曾说过:“因为从旧垒中来,积习太深,一时不能摆脱,因此带着古文气息的作者,也不能说是没有的。”(13)鲁迅:《“感旧”以后(下)》,《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52页。鲁迅虽然是从否定文言文的角度来说的,但也说明了他的语言中隐含着文言文的因素这一事实。鲁迅不承认朱光潜说的“鲁迅诸先生”的“白话文都有得力于古文的处所”(14)朱光潜:《雨天的书》,《朱光潜全集》第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92页。的观点,也不承认“没有经过古文学的修养,鲁迅先生的新文章决不会写到现在那样好”(15)施蛰存:《〈庄子〉与〈文选〉》,《施蛰存全集》第3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76页。的观点,但我认为鲁迅这样说的时候主要是维护白话文的地位,反对借此复古,但并没有否认他的白话文有文言功底这一事实,也不能否认五四所建立起来的国语中有浓厚的文言因素。文言对鲁迅这一代作家的白话写作是有益的,进而文言对国语建构也是有帮助的。“小学以国语为主,中学可以并进,不应偏于一面。国语学得很好,而古文一点不懂的人,现在还未曾见过。”(16)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59页。这是有道理的。文言文本来就是现代汉语构成的重要因素,没有文言文就不可能有现代汉语。同时,文言文也是近代汉语的重要因素,古代纯白话只是口语,不是独立的语言体系,不借助文言文,它构不成近代汉语,从而不能有效地表达古代思想和文化。
不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还是历史经验上,文言写作在今天都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文言写作究竟以一种什么方式在当代复活,这是需要讨论的。我认为,文言写作在当代的存在主要有三种可能方式:纯正古文模式、浅近文言模式、半文半白模式。
其一,纯正古文模式,也即标准文言文,它以古代经典作品为范本。所谓古代经典作品主要指以下各类:儒家经典、先秦诸子,《史记》《汉书》等史书,唐宋八大家散文,明公安派、竟陵派散文,清代桐城派散文等,六朝之后的“志怪小说”“笔记小说”以及清代的文言小说如《聊斋志异》等。其中代表性的古文选本有《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古文辞类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钱玄同所说的“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虽极含贬义,但撇开情感色彩,概括是准确的,清代文言文精华主要在此两派之中。有人说:“古文大概有两种:一种是桐城派,一种是选学派。桐城派是讲究‘义法’的;选学派是讲究用典故作对句的。”(17)王子约:《古文的用处》,见《钱玄同文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这是简洁而准确的概括。文言文复活,如果要写作纯正的古文,就应该向这些经典学习,以这些经典为范本。
但在今天,真正能够写作标准古文的人可以说非常少,只有极少数研究古代文学、古代史以及古代汉语的学者可以写出比较纯正的古文,绝大多数尝试文言写作的人所写出来的古文都不纯正,和古人写的古文相距甚远。这是由语言环境决定的。今人虽然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地阅读古文,特别是以古文献为研究对象的学者,他们常年沉浸在古文之中,耳濡目染,对古文非常熟悉,所以能够写作古文,但毕竟今天的语言环境是现代汉语,他们的日常生活表达都是白话的,他们是接受白话教育长大的,没有古文写作的“童子功”,和古代那种熟读四书五经并在“对课”和古文写作中长大的古人不可同日而语。
更重要的是时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语言随时代发展而发展,文言文虽然与汉语口语的迅速变化不同而保持相对的稳定,虽然文言文一直以儒家经典特别是四书五经为典范,但它仍然有自己的变化,唐宋八大家古文不同于汉前古文,明前后七子以及公安竟陵派古文又不同于唐宋古文,清代文选派、桐城派古文又不同于明代古文。事实上,清代古文已经使用了一些新词,也吸收了一定的白话词语,特别是清末民初的古文如果不借用新兴的白话,几乎就不能把新事物、新事理表达清楚,吴汝沦、林纾、章太炎的古文形式上很规范,但内容上已经近代化。所以,文言文写作完全复古是不可能的,极少数人刻意复古,有意回避现代事物与事理而书写标准的古文,这是可能的,但标准的古文在今天成为一种语言现象则是不可能的,纯正的古文写作作为文人圈内的自乐自娱是可能的,但通行则不可能。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笔者认为,旧体诗词写作不算是文言写作,因为旧体诗词有很严苛的格式,比如诗体、节奏、韵律、对仗和字数限制等,旧体诗词写作具有“填”的性质,特别是词的写作被称为“填词”,相当格式化、套路化。旧体诗词的语言虽然是文言文的,总体上属于古代汉语体系,并且需要深厚的古文基础,但其语言不同于散文语言,它是高度形式化的,平仄、对仗、押韵以及字数限制等常常制约其表达,他的意义不只是表意上的,同时还是其特珠形式上的。旧体诗词的语言仅限于特殊的诗词写作,是一种特殊的文言文。中国古代语言中“诗曰”“子曰”是常用词语,这其实也说明了《诗经》和《论语》是文言的两大范本和两大源头,但其实也是两种写作方式,也即诗歌的方式与古文的方式,这是中国古代的两大写作体系,这从科举考试策论与辞赋两大类中也可以看出来。中国古代读书人从小就进行这两种写作训练,所以中国古代文人人人能作文、写诗。当今,从事旧体诗词写作的人很多,产生了大量作品,很多都公开出版和发表,但这些作者少有人能写作古文,这也深刻地说明了旧体诗词写作和古文写作之间的巨大差异,能写古文的人大多能写旧体诗词,但能写旧体诗词的人未必能写作古文。
其二,浅近文言模式。浅近文言文和近代汉语比较接近,有很多白话因素,但本质上是文言文,其词语、语法、句法、词法等都是文言文的,它最大的特点不是借用白话,也不是吸收现代新词,而是传统古文但在用词上相对通俗、浅近。
清末民初,白话文虽然已经广泛流行,特别是在文学、新闻等通俗思想文化领域,白话文甚至已经成为主流语言,但当时正规的语言仍然是文言文,学术期刊如《民报》《国粹学报》《新民丛报》《湘报》《浙江潮》等以及文人之间的交流仍然以文言为主体,但绝大多数的文言文都不再是桐城派古文和选学派古文,而是浅近的文言文,随手为例,比如蒋百里的《〈浙江潮〉发刊词》开头文字是这样的:“岁十月,浙江人之留学于东京者百有一人,组织一同乡会。既成,眷念故国,其心恻以动,乃谋出一杂志,题曰《浙江潮》,且述其体例,而为之辞曰:……”(18)蒋百里:《〈浙江潮〉发刊词》,《蒋百里全集》第4卷,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页。再比如《湘报》“发刊词”开头是这样的:“执途人而语之曰:中国为极疲惫极滞拙之国乎?必怫然曰:余不信也。又语之曰:中国为极聪强极文明之国乎?必愕然曰:余不信也。又语之曰:中国为极疲惫极滞拙之国即极聪强极文明之国,必更色然曰:而童昏我乎?何相轻之甚也!”(19)唐才常:《〈湘报〉叙》,《湘报》第1号(1898年3月7日),中华书局影印,2006年, 上册第1页。虽然仍然是文言文,但已经通俗易懂。
五四新文化运动建立“国语”之后,因为传习原因,用文言写作的人很多,特别是在学术领域,用文言写作的人非常多,但民国时期的文言文基本上是浅近文言文。黄侃是著名的学者,语言上相对守旧,但其文言文明显已经浅近化了,笔者从其日记中随手摘录一段话:“右表随手编次,暇日当遍校《禹贡》、《汉志》、《水经注》诸家考订之书,详正之(六日人定后记)。得陈颖荪和诗(有云:‘梧凤得天根’,不祥何谓)。读《禹贡》讫。为容讲岑嘉州歌行三首。阅太玄三,隽语录如下:……”(20)黄侃:《黄侃日记》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99页(1922年2月6日)。这是浅近的文言文。这其实反映了黄侃的日常语言状况,也反映了当时学人的语言状况。
新中国成立之后,现代汉语为“法定”通行语言,但文言写作仍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章士钊、钱钟书、吴宓、郭绍虞、俞平伯、姜亮夫等人都有文言写作,但基本上是浅近文言文,随意抄录两段:“秉昌先生:西北壮游归来,承惠书并示以大著,夫人新词,感慰无似。旅程万里,虽只十日亦甚辛劳。平杜门病卧,望洋兴叹,只戒坛、潭柘是旧游耳。近体愈弱,老境也。尚有文字付刊,兹奉剪报一页博粲。若《大公》、《文汇》亦均有刊载。匆复,颂,双祉。”(21)俞平伯:《致陈秉昌》,《俞平伯全集》第9卷,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69页。这是俞平伯的书信,写于1980年7月18日,是浅近文言文。“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而后敦煌文化之全部摄受推移之迹,可得而言焉。”(22)姜亮夫:《敦煌学之文书研究》,《姜亮夫全集》第14卷,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3页。这是姜亮夫学术论文《敦煌学之文书研究》的第一段文字,也是浅近文言文。
浅近文言文是一种写作难度不大,也容易为当代人所接受的文言,特别适合今天的运用,所以浅近文言文写作模式既可以继承传统文言文,又可以极大地丰富汉语写作,是一种很重要的当代可能性。
其三,半文半白模式。半文半白汉语也可以称之为“混合汉语”,也即把白话和文言结合起来。这是一种具有更大可行性的方式。文言复古在广泛程度上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除了作者和读者普遍达不到这个水平因而无法掌握和理解从而不能通行以外,也与语言的与时俱进发展规律相违背。现实的更可行的方法则是文言白话杂糅、混合,充分融合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两种语言的优长,弥补两种语言之所短,从而真正实现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会通,虽然这仍然有一定的难度。
半文半白汉语的优点首先是浅显易懂,也容易掌握,也能够被一般读者所接受,其次是在表达上具有兼容性,表达传统的思想和文化用文言词语,表达现代思想用白话词语,各取所需,交互使用,文言词语与白话词语自由转换、融会贯通,我认为这在当今具有高度的可行性。
半文半白汉语对日常应用文体写作意义不大,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则意义重大,日常生活本身并不复杂,也不需要表达得很复杂,现实日常生活具有“当下性”,缺乏“古代性”,用现代汉语表达是最恰当的,用文言文表达反而显得不适。应用写作追求的是准确,只要表达清楚明白即行,白话足够,也最为恰当。但文学创作则不一样,文学要表达复杂而细腻的情感与情绪,要表达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和幻想,要表达含蓄的幽默和深邃的意味,要描写逼真的细节和宏阔的画面等等,也就是说,文学表达一旦进入人心的深处和世界的深处,超出人之“视界”,语言就会捉襟见肘,词语和话语都不够用,现代汉语尤其具有局限性,现代汉语在表达人的思想和情感方面其实是单调而平淡的。有些内容白话“无语”时,文言却是应用自如的,相反,有些表达在文言里是逼仄的,但白话却宽广畅达,所以两种语言融合使用可以在表达上取长补短,从而超越单纯的文言文与单纯的白话文。语言不是万能的,语言对世界和人的思想情感的表达是有限的,比如在形象和声音的表达方面,语言描写根本不能和绘画、摄影以及视频和音频相提并论,在情感的表达方面不能和音乐相提并论,我们经常讲“不可言说”,但其实很多不可言说是对某种语言而言,而对于另外一种语言则是可以言说的,有些现代汉语不能言说但古代汉语可以言说,相反,有些古代汉语不可言说而现代汉语可以言说,白话与文言相互补充使用能够极大地拓展汉语的表达能力与表达幅度。
所以,某种意义上,文言文只能复兴也可以复兴,但很难复古也不可以复古,这除了白话文作为汉语的主流语言不可逆转以外,根本原因在于文言文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之后中断了正常发展,中国历史上有先秦古文,有唐宋古文,有明清古文,有清末和民国时期的“现代古文”即浅近文言,但没有“当代古文”,今天激活文言文,应该承传从先秦到唐宋到明清的古文传统,同时根据时代的变化予以发展,也即充分吸收新的词语从而能够表达新事物、新事理,进而建立起“当代古文”,也即改进的古文,也可以说是把白话与文言融合起来,所以我称之为“半文半白汉语”。“半文半白”方式是一种适应现代语言发展的一种方式,也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方式,写作者容易掌握,读者也比较容易接受。
从文学上来说,文言写作可以极大地丰富中国当代文学,开辟一个可以和现代文学相并列的非常广阔的新的汉语文学世界,从而释放文言文的文学能量。首先,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学,是两种不同的文学系统和审美体系,白话文学不能代替文言文学,激活文言文学就是增加一种汉语文学类型,会极大地开阔汉语文学的空间,增加汉语文学的活力,并从根本上改变汉语文学的格局。其次,现代汉语文学和文言文学具有各自的优长,二者可以互补。白话文学有白话文学的优点,语言晓畅,普及程度高,语言通俗易懂,阅读没有什么障碍,容易理解和掌握,缺点是语言过于直白、浅露、冗长,词语相对单调,缺乏韵味,有些意义丰富而复杂的富于诗性的意味表达不出来。文言文学也有文言文学的优点,语言雅正,含义幽远,简洁,韵味丰富,有丰富的历史内涵,缺点是词语丰富复杂,不易掌握,词义有时偏僻,阅读有障碍,不容易理解,对文史知识以及文学修养的要求比较高。现代汉语中最有文采和表现力的语言还是成语,成语本质上是用典或“套语”,它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容,意韵丰沛,形式典雅,含蓄蕴藉,用白话表达单调乏味,平淡无奇。现代汉语在表达上的省事是以牺牲汉语的丰富性、诗性为代价的。现实生活中很多诗性用白话也可以表达,但平淡无趣,用文言来表达则是完全不同的意味。
胡适大力倡导现代白话文,但他最初理想的语言格局却是文言白话并行,他认为中学生的语文应该达到:“(1)人人能以国语自由发表思想。(2)人人能看平易的古书。(3)人人能作方法通顺的古文。(4)人人有懂得古文文学的机会。”(23)胡适:《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胡适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601页。我觉得这是五四时期中国人的语言状况,也应该成为今天中国人的语言标准。现代汉语是汉语主体语言,这是毋庸置疑的,在今天的中国没有现代汉语是难以想象的,但另一方面文言文作为一种方式附属性地存在也是必要和合理的,这是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延传和发扬光大的需要。激活文言文既不会改变现代汉语的国语地位,又可以让文学写作更加丰富,加深我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的理解与接受。
文言文在当代的复活与延传,最重要的是词语的复活与延传。
文言词语如何“转生”与复活,其实王力先生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探讨过,其观点今天仍然有借鉴意义。1941年王力以“王了一”之名在《国文月刊》第1卷第9期发表《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一文,主要讨论现代口语中的“古语”死亡、残留和转生的问题,但他提到了书面语的同类问题:“我们只论口语,不论文章,因为在文章上很难说某一个字是死亡、残留或转生。文章的古今界限是很不清楚的:写文章的人是读书人,读过书的人的脑子里,是古今词汇混杂着的。”(24)王了一:《古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国文月刊》第1卷第9期(1941年7月),另参见《王力全集》第19卷《龙虫并雕斋文集(一)》,中华书局,2015年,第390页。当时的读书人和今天的读书人其语言构成有很大的不同,当时的读书人大多从小接受文言教育并用文言写作,后来一些人改为白话写作,所以书面语言中白话与文言词语的界限不是很分明,但今天的中国人,从小就是学习白话文,写作时白话中的文言词语更多地是从经典白话文接受而来,而不是自己从古文中学习和借鉴而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国语”之后,“国语”在吸取文言词语这一点上其实是在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也就是说,“国语”从五四确定之后在融合文言词语上一直在探索和实践,因而一直在过程中,但50年代之后,随着从小接受文言教育并进行文言写作的最后一代人逐渐消逝,现代汉语在吸取文言词语的实践上就基本停止了。今天恢复文言写作则从根本上有利于现代汉语继续吸收文言词语,从而在白话与文言相互促进的探索上与时俱进。
王力没有讨论的书面语中文言词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问题恰恰是今天我们应该认真讨论的。从五四开始迄今的现代汉语发展,文言词语的死亡、残留和转生一直是自然发展,也即自然死亡、自然残留和自然转生。但我认为,今天应该有意识地积极地进行文言文改造,根据现实的需要进行文言复活并在复活的基础上转生,特别是词语上的复活与转生,比如“谌”“称引”“乘化”“澄辨”“謇”“僭”“瞀”“乃今”“乃且”等“字”“词”在现代汉语中极少使用,我认为它们都是非常好的字词,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可以激活。字和词只要长期使用就必然会发生某种意义或情感的变化,这是不可规定或者规划的。
文言词语复活主要应该复活动词、形容词、名词,也可以复活少量副词。而复活名词主要是复活思想性、精神性以及文化性的名词以及少量物质名词,这些名词主要在术语、概念的层面上特别有意义,因而需要激活与再生。《康熙字典》收录4.7万多字,绝大多数字都是对事物的命名特别是对物质的命名,也即物质名词或概念。中国古代对物质区分非常细,很多区分都是直接用单字表达,字中虽然包含形声并表意,但其意义大多是硬性规定的,这就大大增加了汉字,从而给汉字识别带来很大的负担。比如“衣”字旁的字多是对衣服的命名,产生于汉代专收集方言词语的《方言》,卷四专介绍与衣物有关词语,非常复杂,这些字除非服装专业人士和文字专家,一般极少有人能辨识并明白其意义。而现代汉语则采用字的组合方式来命名,或者加限定词如衬衣、短袖、长袖、短裤、长裤、单衣、夹衣、棉衣、麻衣、绸缎、红衣、黑衣、冬衣、春装、帽子、围巾等,都是常用字,虽然具体所指略欠模糊,但可以望文生义,需要的字少,掌握起来容易,所以明显更科学,也更合理,是汉语的进步。所以,激活文言词语不能激活那些生僻的物质名词,特别是不能激活那些生僻汉字的物质名词。
文言词语复活和转生主要通过写作实践来实现。文言教育虽然是当今中国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从小接受国语教育的现代人其文言水平显然不能和古人相提并论,大部分当代知识分子都只能一知半解地阅读标准古文,很难阅读比较深奥的古文。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文言教育主要是阅读与理解的教育以及文章教育、思想文化教育,而缺乏写作实践教育,所以当代除了极少数专业人士能够写作纯正的文言文以外,大部分人都不能进行文言写作,即使是写作浅近的文言文也比较困难。我认为加强文言写作特别是浅近文言写作和半文半白汉语写作,不仅有利于提高国人特别是作家的汉语写作能力,发挥汉语的潜能,丰富我们的表达,也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文言文阅读理解能力,从而达到很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作用。胡适提倡白话,但他并不反对中国人学习文言文,恰恰相反,他主张学校应该教授古文,他主张两级小学都用国语做教科书,两级中学再学古文,他关于古文的教法是:“第一学年专读近人的文章。例如梁任公、康长素、严几道、章行严、章太炎等人的散文。”当然还有林纾、蔡元培、李大钊、高一涵等人的古文。第二、三、四学年则读“古人的古文”,包括经史子集等。有意思的是,他主张中学生应该练习古文写作:“应该多做翻译,翻白话作古文,翻古文作白话文。”(25)胡适:《中学国文的教授》,《胡适文集》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7、158、161页。这和今天的单方面“翻译”是不同的,今天学校教育只练习把古文翻译成白话,而不练习把白话翻译成古文,这其实也是学生花了很多时间学习古文但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我认为胡适这种古文与白话的双向翻译不论对于古文学习和写作还是对于白话学习和写作都是更合理的方式。
总之,纯正的古文写作是很困难的,只有极少数专业人士能为,浅近文言写作也有一定难度,可在一定范围内通行。但半文半白的汉语写作却是比较容易接受和操作的,是可以普及的一种方式,大多数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文言文掌握的程度而不同程度地使用这种方式写作,它会使汉语写作变得异常丰富多彩,特别是文学创作中,这是一片广阔的天地。比如,汉语写作中,一味地“非常”“很”对于文学来说属于表达的贫乏,恰当的时候用“甚”“至”“极”等可以大大地丰富现代汉语表达,从而解放现代汉语。
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直在思考和探索汉语的发展问题,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废除文言文的汉语主流地位,比较激进地把白话与文言对立起来,并没有认真思考改良文言的问题。其实,现代汉语建立之后,文言文作为辅助语言独立运行,或者把文言文浅近化,或者把二者合并起来,都是一种可能。现代时期,既有鲁迅、胡适、茅盾这样的标准现代汉语作家,也有梁启超、章太炎、林纾、梅光迪、熊十力等这样的以文言为主体语言的学者,我认为这是很合理的汉语形态。近现代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接受过良好的文言教育,他们既能够进行文言写作,也能够进行白话写作,他们选择某种语言写作,但另外一种语言始终是参照和背景,潜在地影响其品质。与此同时,他们大多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白话文教育训练,但他们的白话却写得那么雅正、简洁,这与他们的文言文水平与能力有很大的关系。我认为今天我们应该恢复这种白话与文言共存的格局,从而融合古今汉语创造文化辉煌。今天的中国应该建立更广泛的包容文言与白话的汉语写作,至少在文学上可以进行这种尝试,从而让汉语的文学潜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但非常明显,这一目标任重道远,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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