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婷婷，陈蕴钰
（安徽大学 外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优秀的文学家往往会有一种“共同体冲动”[1]24，贾平凹作为中国当代乡土叙事的代表作家，坚守乡村立场，克制收敛乡愁引发的悲情，直面和逼视中国农村现实图景[2]20，连续创作了一系列有关乡村的小说，思索中国从“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转变期间乡村空间所遭遇的冲击与裂变。不论是前期较为纯粹的乡土小说，还是后期探索城市叙事的都市小说，作者都坚持以农民视角切入，用笔杆不自觉地建构起一个中国现代化发展浪潮中的乡村共同体世界。文章以《浮躁》《废都》《高兴》《极花》这四部跨越前后两个创作时期的小说为基础，运用吉登斯“时空分离”“脱域”理论，分析贾平凹笔下的传统乡村共同体发生的脱域及变迁，揭示传统乡村共同体所面临的现代性困惑，探索现代性与传统性的耦合共融路径，总结作家在乡村共同体书写中强烈的回归性救赎倾向。同时，从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思考乡村形象的加入对建构立体多面的当代中国形象的重要意义。2021 年，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举办了“乡村振兴与国家形象塑造”专题研讨会，探讨乡村振兴与国家形象塑造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也为文章中乡村共同体描写所体现的乡村形象对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意义提供了有效借鉴。一方面，乡村形象的书写弥补了前期国家形象建构维度的不足。当代中国展现给世界的形象不能仅仅是繁华的城市，广大乡村地区的形象面貌也要予以展现。因为国家所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既强调城市要高质量发展，也强调广大乡村地区要实现振兴，城市和乡村人民实现共同富裕。另一方面，乡村形象的书写丰富了国家形象传播内容。乡村是中华传统文化集大成之地，挖掘乡村传统文化，提炼其中的优秀精神和内涵，通过作品向世界讲述中国美好乡村故事，并向世界展现一个能够联通古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当代中国形象。
“现代性”可以理解为各项现代化制度的后果，城市化、城镇化等都包含在现代性内涵框架之内，其特征是扭断旧有的历史进程并使之往新的方向发展，在此过程中，人与自然、人与道德以及人与生命的关系都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3]111-112。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化不是西方话语体系中的现代化，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得来的独特路径。回顾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可以看见，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就拉开了序幕，国家首先实行的是城市优先发展战略，这在客观上造成了城乡二元格局。改革开放后，中国现代化建设迎来大发展，以工业化为中心，同时大力发展城镇化，大量乡村人口涌入城市，传统乡村空间的时空发生了分离、空间维度发生了流转，形成吉登斯所说的“脱域”现象。吉登斯将时空分离视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认为“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重新组合”[4]14，这是因为在现代化发展之前，时间计算方法是与空间紧密绑定的。例如中国传统的二十四节气就厚植于土地农田这一具体空间，农民从物候变化总结出四季交替的时间规律，但也需要“在场”（presence）地、从具体物候变化来判断时间。现代化发展则实现了时间要素的“虚化”，时钟的发明让时间从具体物象空间中分离，成为抽象而统一的尺度概念，并按照现代化发展的需要重塑生活内容与节奏。时间的虚化促进了空间的迁移，有了统一时间控制空间基础，人们可以摆脱生活空间“在场”的支配，以“缺场”（absence）的形式嵌入异质空间，实现空间迁移和要素流动。
这种“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的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4]17-18的变化过程，吉登斯称之为“脱域”（disembedding）。传统乡村空间在现代化进程中脱离原先是指有限的、固定的地域范围，超越时空限制，在城市新空间重构重塑。最鲜明的表现是贾平凹对城中村的书写。城中村是现代化进程中的独特景观，是城乡空间之间重要的缓冲地带。贾平凹笔下的城中村可以看作传统乡村共同体脱域后的地理性重置，是传统乡村空间“嵌入”城市新空间的结果，其原有功能也伴随地理迁移一并转移，在《高兴》中作家形象化地将其功能定义为“清风镇驻西安办事处”。城中村集中体现了乡村共同体的积极特质，“一切对农村地区生活的颂扬总是指出，那里人们之间的共同体要强大得多，更为生机勃勃：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5]44-45。城中村虽然建设有些杂乱，但它沿袭了传统乡村空间的生活方式，保留了乡里乡亲互动紧密的邻里关系，在人际关系泾渭分明的城市森林中开辟出一隅温情的乡村共同体世界。无论是《高兴》中的池头村还是《废都》中的普济巷莫不如此。作家总是将池头村的日常生活描写得饱满温暖，刘高兴、五富、黄八、杏胡每日嬉笑怒骂，分享餐饭，相互照顾身体。《废都》虽着笔于西京城文化圈四位名流的生活往来，却仍安排了主角著名作家庄之蝶与西京城的城中村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庄之蝶将普济巷中的住户阿灿阿兰姐妹奉为精神知己，在普济巷庄之蝶可以忘却城市空间的痛苦烦恼。而在另一边的城市空间里，刘高兴只是帮家属院的老太扛米上楼，老太就硬要给刘高兴两元钱还清人情债，好心帮忘带钥匙的教授用身份证开门却反遭邻居怀疑是小偷。城市对农民的冷漠疏离跃然纸上，作家借刘高兴之口对比了城乡空间截然相反的人情观：“在清风镇可能是靠情字热乎着所有人，但在西安城里除了法律和金钱的维系，谁还信得过谁呢”[6]331-332。
在现代化发展体系内，脱域机制包含象征标志（symbolic tokens）和专家系统（expert system）两种类型，所谓象征标志，即“用不着考虑任何特定场景下处理这些信息的个人或团体的特殊品质”[4]19，它是一种符号，是时空伸延的标志。贾平凹小说中设置了诸多象征标志，主要分为金钱、商品和知识三类。金钱是脱域的首要象征标志。城乡收入差距的客观存在促使大批农民进入城市务工、经商寻求经济条件的改善，经济要素是促进人员要素进行空间性流动的最主要原因。《高兴》中的刘高兴、五富坚决进城正是因为哪怕是在西安捡破烂，收入也比回村务农要高。其次是代表物质想象的商品。现代化发展带来了物质的极大充裕，甚至导致了消费主义的产生。对于《极花》中的胡蝶来说，高跟鞋就是城市的物质象征标志，是吸引她完成脱域的重要物象符号。在胡蝶的叙述视角里，城市面貌是极度虚幻的，作者在《极花》中也确实没有对城市图景着墨太多，反而是对圪梁村的描写具体而细微。在模糊虚焦的城市书写部分，高跟鞋反复出现，只要穿上高跟鞋胡蝶就觉得自己是城里人了，通过高跟鞋这一意象，胡蝶建立起了同城市的想象性关系[7]165。最后是代表文化想象的知识。乡村的“离农教育”充满了对城市阶层的精英化符号想象，农村子弟在接受启蒙教育时就普遍将“走出乡土”“摆脱乡村”当作努力学习的愿景[8]13。乡村子弟渴望借助知识，实现脱离乡村空间嵌入城市精英空间的文化脱域过程。在贾平凹的小说中，子路是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出生高老庄的子路成功当上了省城大学的教授，实现了从乡下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变。同样出身乡镇的周敏也在这条路上努力着，他本是游荡在乡间的混混，联结他与城市空间的标识物便是读书，读书使他在一众民工中气质出众，最终他也正是凭借一篇揭露文化名人生活轶事的杂志稿而得以在西京立足。
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农业文明需要摆脱历史惯性向工业文明转型，这一过程将引起极大的不适应、困惑与焦虑，这种焦虑被称为“现代性焦虑”[9]71。面对现代性焦虑，成立“共同体”是一种良好的回应机制。“共同体”（community）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拉丁词“communis”，既可指某个实际的社会团体，又可指一种具有关系的特质。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将共同体定义为“具有关系与情感所组成的共同体”[10]79。马克思所憧憬的社会主义社会实质上也是一个“全人类共同体”，“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11]119。而共同体思想的集大成者滕尼斯对“共同体”作出的定义是：“共同体是持久的和真正的共同生活”，“共同体本身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生机勃勃的有机体”[5]45，其主要类型是血缘共同体，例如家庭和宗族。此外，也可以在小的、历史形成的联合体（村庄、城市）里实现[5]2，即地缘共同体。贾平凹一系列的乡村主题小说串联起来便如同一部中国城乡关系发展史，在历史演绎中，一直保持着“前现代”样态的传统乡村共同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惑，主要分为地缘冲击、精神观念和治理模式三个方面。
在地缘问题上，传统乡村共同体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和稳定性，但是现代性造成传统乡村空间内部的人员产生不可遏制的向外迁徙的冲动。无论是寻求物质脱域还是文化脱域，“所有脱出机制都使具体的个人和团体失去对事物的控制”[12]7，传统乡村共同体面临解体的危机。人口凋敝、后继无人正是《极花》的创作背景，随着乡村大量劳动力尤其是女性资源流向城市，圪梁村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人口繁衍遭遇危机，女人在圪梁村就像极花一样稀缺，这直接导致了作品最重要的妇女买卖的情节。“距离”是共同体防御能力中最为可怕的东西[13]10，为了避免乡村共同体的解体，圪梁村的应对方法较为极端。首先，它努力与外部世界保持清晰边界，排斥所有外部信息，警戒一切外来因素，通过封锁对外交流的渠道来维护其完整性。村中唯一可以与外界沟通的物品是村长家里的电话机，而被拐卖到村里的胡蝶和其他女性被严格控制活动范围，无法轻易靠近这个唯一的呼救通道。其次，黑亮等人通过控制个人身体维护共同体的稳定。吉登斯认为，对身体的把控对于维护个体自我认同具有重要意义。按照吉登斯的观点，自我是由其肉体体现的，身体不仅是一种实体，还是面对外在情境和事件的实践模式。作为一个能动者，个体期望对其身体保持严密、完全、持续的控制，而身体行为的偏差会打乱本体安全感，产生不完整的自我[14]132-133。借助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可能更有利于理解吉登斯的观点，而巧合的是胡蝶在遭受囚禁、殴打等暴力对待后的确出现了魂体分离、精神分裂的症状。胡蝶感觉天灵盖破了一个窟窿，灵魂与肉体分离从中飞去，一分为二，一个是遭受毒打后受伤的胡蝶，一个是站在方桌上、煤油灯上、装花的镜框上的灵魂胡蝶。灵魂胡蝶以陌生化的视角冷眼旁观暴行，通过絮絮不尽的“唠叨”反复确认身份认知问题：“说我是胡蝶吧，我站在方桌上或镜框上，能看到在炕上躺着和趴在窗台上的胡蝶。说我不是胡蝶吧，黑亮每一次打开门锁进来，嘎啦一响，我听到了，立即睁大眼睛，拳头握紧，准备着反抗”[15]38。
相比于脱域者的“一走了之”，被留在原地的传统乡村共同体似乎更为惶惑。一方面是现代化进程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剧烈冲击着传统农耕经济，乡村朴实纯粹的精神观念逐渐被金钱腐蚀。即便是《极花》中偏远闭塞的圪梁村也受到现代商品经济的熏染，自私自利的观念甚嚣尘上，一切行为以经济利益为先。为了获得更高利润，村民们动起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的歪念头，他们把草根插入毛拉虫，晒干后冒充极花销售。当极花热退却后，村民转而发展血葱生意，这时村民中出现了垄断者，他们把控血葱的种植土地，垄断收购分销途径，以暴力方式维护管理。《浮躁》书如其名，故事发生地两岔镇的自然资源匮乏。国家改革强调要抓农村商品经济发展，代理书记田中便与金狗合作组建“两岔镇乡河运队”，做成地方农村商品经济发展项目。村民的经济收入的确得到很大提高，但是经济好转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乱象，州河两岸再也不同往昔，浮躁情绪日益滋长，“纯朴的世风每况愈下，人情淡薄，形势繁嚣”[16]415。另一方面是乡村治理系统也表现出一些混乱无序。《极花》之所以遭受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妇女买卖的犯罪行为没有得到惩治。负责农村基层治理的村长竟然是妇女买卖的策划者之一，派出所所长竟也对圪梁村的拐卖行为心知肚明，现代社会保卫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后防线在乡村岌岌可危。此外，现代社会的法治力量在乡村也较量不过烧香拜佛所代表的神明力量。村长在处理乡村严重的争吵斗殴事件时，想要借助镇公安派出所的力量却被村民阻拦，村民提出的解决办法竟然是让结仇双方去寺庙遗址赌咒发誓。在“尊法还是尊神”这一选择题中乡村选择了“尊神”[15]25，这意味着现代社会的法律秩序在乡村的建构缺乏有效性。作品中反映出的三个方面的困惑都是传统乡村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需要调适和解决之处。
贾平凹的作品脱胎于秦楚之界，他自述“天资里有粗犷的成分，也有性灵源里的东西”[17]82，所以不论是乡土作品还是城市题材作品，都糅合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乡村民风民俗意象。对于乡村来说，传统习俗是除了血缘关系之外最有力的维系纽带。正如《共同体与社会》中所揭示，乡村共同体“更加需要在聚会的某些特定的习惯和一些拜神弄鬼的习俗上寻求支撑”[5]55。《极花》中的老老爷和麻子婶作为地方宗教习俗的符号和传统权威的代言人，共同维护着农村“另外的信仰共同体、另外的道德权威与安全感的来源”[18]267。圪梁村形形色色的讲究和迷信组成了圪梁村繁多复杂的民俗系统，支撑维持圪梁村世代的生活秩序。女性人物麻子婶也起到不可忽视的作用,《极花》全书唯一起效的超自然巫术就出自麻子婶之手。由于在共同体内部，母子关系是最直接、最深刻和最强有力的结合方式，位列夫妻关系和兄弟姐妹关系之前，抚育生命的责任可以使胡蝶快速参与进共同体生活，服从于共同体意志。因此，麻子婶以剪纸花花可以镇压头痛鬼为由，用九张红纸剪出了满炕的小红人，小红人剪好后胡蝶立刻受到了巫术的神秘压制力量——“连打了三个喷嚏，就困得要命”[15]76。
贾平凹书写这些带有些许迷信意味的文化习俗时的态度是明确的，他并没有批判嘲讽，反而像是一个“采风者”，以地方志的形式保留记录乡村全景。显然，贾平凹看见了现代性发展潮流下乡村共同体的传统性所蕴含的价值。“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或塑造了现代性的地方性格，而现代性也以某种方式保留或重建了传统文化中的某些因素”[19]312，中华优秀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其所蕴含的核心思想理念和独特精神追求依然具有当代价值和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他强调：“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同当代中国文化相适应、同现代社会相协调”[20]17。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中华传统文化不该被舍弃，对其中优秀的部分可以进行挖掘利用，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两方面的价值耦合及观念共融。
贾平凹乡村共同体所体现的传统“天人合一”精神观念，成为二十大报告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时明确提出的十大理念之一，一定意义上证明它是实现现代性与传统性耦合共融的很好切入点。一方面，“天人合一”强调天道与人道的统一，早在商朝中国人就通过占卜祈求天意，“天人合一”教导人们观察天地之道以调整规范自身行为。《极花》中的老老爷就是“天人合一”的代表，他掌握一定的天文地理知识，“观天、察地、醒世、悟道，天地人浑然一体”[21]64，常以观星相地开导圪梁村的男男女女，是圪梁村精神向导的化身。他对胡蝶融入圪梁村乡村共同体起到重要作用，他暗示胡蝶将来某天必会在夜空中发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那时的胡蝶还是以反抗姿态生活在圪梁村中的，但是某天仰望星空时，她果真看见了一颗大星，大星旁边还附带有一颗小星。老老爷的说法让胡蝶“认命”了，胡蝶将大星当成了属于自己的星，并认为小星暗指她腹中之子兔子，终于顺从融入了圪梁村乡村共同体。关于会剪花花这一“巫术”的麻子婶，贾平凹在后记中则直接点明了这一人物形象设置与“天人合一”的关系，这类女性在他看来“无一例外都是有神性的人，要么天人合一，要么意志坚强，定力超常”，因此她们剪出的花花也有一种“圣的境界”，可以帮助他人看清灵魂图像[22]606，带有神秘的催眠效果。
另一方面，贾平凹作品中“天人合一”的传统思想也在告诫今人万物平等，必须尊重自然，绿色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要求相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家在《极花》中展开了对产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反思，例如他写圪梁村对极花进行了连续十年的过渡挖掘，迅速穷尽了极花资源，这显然是违背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做法。身处城市时，作家对物种保护和生态环境的担忧更甚。在《废都》中他借一头来自乡村空间的“哲学牛”阐述了乡村传统“天人合一”思想观念对现代化城市空间建设的启示。在哲学牛心中，万物是平等的，“地球上生存的都是野兽，人也是野兽的一种”，严格来说人与苍蝇、蚊子、老鼠也都一样是繁殖最多的种族之一罢了。哲学牛怀念传统乡村空间所蕴含的“天人合一”精神，它回忆道：“那时天地相应，一切动物也同天地相应，人与所有的动物都是平等的”[23]116-117。然而在城市空间中，万物存在严格等级差序，人贵物轻，城市过度索取自然资源，肆意开采地下水，已经出现了城市地陷、河道干涸等恶果。哲学牛认为城市只有经受更为恶劣的后果、撞了南墙方能醒悟，回头发现天、地、人同一发展的传统思想的价值。深厚绵长的历史发展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优势，贾平凹通过乡村共同体书写，对中国乡村蕴含的优秀传统思想价值进行了重新发掘和阐释，启示了中国式现代化可以根植传统，对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古为今用。中国式现代化蕴藏中国精神中国智慧，有助于塑造和向世界传递一个融通古今、通达智慧的当代中国形象。
梳理贾平凹的乡村共同体写作可以发现其独特的“救赎美学”，他常借归乡完成人物命运的救赎。据贾平凹自述，相较于大批下乡知青，他是属于“回乡”的[17]13，他笔下的很多人物都出人意料地返回了乡村。哪怕是曾经发誓再也不回清风镇的刘高兴，最终还是背着五富的尸体踏上落叶归根的路途。在诸多归乡结局中，争议最大的莫过于《极花》。许多读者批评贾平凹美化暴力、为妇女拐卖辩护。
实际上贾平凹叙写胡蝶的故事并不仅仅是想描摹故事本身，而是想以此案例为切入口，思考乡村青年婚姻问题下隐藏的深刻的城乡矛盾。文学究竟还是与作家秘密精神世界相通的，拨开故事表象，才能看到作家隐于其后的内里与灵魂。从两极来评论贾平凹显然实在远离贾平凹，改革发展时代决定了他作为农民又作为城市知识分子的身份分裂状态，分裂状态决定了他美学理想的斑驳，也决定了他叙事话语的冲突[17]59。所以他在对待传统与现实、乡村与城市、过去与未来这些相对关系时总是呈现出一种矛盾暧昧甚至可以说是“拧巴”的态度。当胡蝶终于被公安解救得以返回城市，城市却冰冷地对待胡蝶，反倒是贫穷的圪梁村始终保有一方属于她的天地和黑亮对她的小小温情。在这样的心理冲突下，胡蝶最终作出了回归乡村的决定。这样的命运安排也许正透露出贾平凹对胡蝶最深的善良与悲悯，因为现代化是世界范围内普遍的发展趋势，绝非他一介作家可违，面对这样一个庞大的时代课题，贾平凹只能尝试着作出一个大而无当的回答：回乡。从作家的文学创作理念来看也可以知道他绝无它意，因为他始终认为“作家是受苦与抨击的先知，作家职业的性质决定了他与现实社会可能要发生摩擦，却绝没企图和罪恶”[24]481。
同样回归乡村的还有《浮躁》中的金狗。金狗和胡蝶一样，他出身乡村却梦想实现身份转换成为城里人。他先是率先组织成立河运队，做起运输生意，后又抓住州城报社招募编辑的机会来到《州城日报》记者部工作。金狗努力克服农民意识，全情投入事业，却通过记者身份见识了浮躁不端的社会风气。白石寨无休无止的官僚斗争让他感到屈辱疲惫，在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现实震荡后，金狗醒悟只有在全体人民先富起来的基础上才能进行下一步去提高文明水平，这才是切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正路。于是金狗在报社办理了停薪留职，返回州河干起了从前行船的行当，实现了从城市空间到乡村空间的回归。但是，金狗毕竟有见识过城市的眼界，他带领手下报考省城大学的函授教育，在经商的同时提升文化水平。从这个角度看，金狗的回归更像是一种“暂归”。金狗代表了中国成长的新一代，代表了中国未来发展的曙光[25]77，他绝不是弃绝城市转而固守乡村，而是暂时回去建设乡村。待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以后，金狗一定还是会去城市大展拳脚的。贾平凹安排他笔下的文学人物回归，可能是他隐约察觉到了社会变迁的趋势，但是他尚不能清晰地向读者解释。但事实证明，他的预感是准确的，中国的国家战略明确走在向乡村空间回归的道路上。经历几十年农业支持工业发展的过程，中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提升，已经具备了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能力，在政策上推行乡村振兴战略，强调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
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这一系列政策都宣示了发展重心从城市空间向乡村空间的回归。这里的乡村空间所展现的不是传统形象，而是经过一系列努力改造后的美丽形象。通过扶持乡村产业，城乡空间收入差距将显著缩小，乡村产业兴旺发达就可以吸引更多脱域游子归乡就业，刘高兴、五富之流可以不必背井离乡进入城市拾荒挣钱，胡蝶这类乡村青年也不必进城打工被卷入拐卖危机，横亘在城乡空间之间带来的身份认同困惑也将随之解决。通过加强乡村基层治理，实行法治为主、传统习俗为道德辅助的综合治理模式，乡村社会将更加和谐和睦，圪梁村内存在的违法行为将得到惩治，《浮躁》中田、巩两姓的官僚斗争也将没有容身之地。乡村共同体将成为一个充满诗意的美好样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里的人民当然还包括城市空间个体。乡村发展和城市发展是现代化发展的一体两面，单向度地发展城市必然导致城市空间个体精神世界的孤悬，“在晚期现代性的背景下，个人的无意义感，以及那种觉得生活没有提供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感受，成为根本性的心理问题”[26]9-10，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贾平凹写庄之蝶等一众城市精英知识分子精神颓废、空虚苦闷，而向乡村进行反向流动正是城市人寻求精神根脉进行自我救赎的方式之一，城乡发展一体化特别需要加强城乡要素的双向流通。一路高歌猛进的城市可以将舒缓恬静的乡村生态作为缓冲；
发展相对落后的乡村也可以将借助城市的先进经验和丰富资源带动自身发展，实现城乡优势互补，最终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的不再只有先进发达、光鲜亮丽的城市形象，宜居宜业、美丽和谐的新乡村形象也将被传递向世界。
贾平凹以文学笔触代表乡村发声，面向城市对话，《废都》《浮躁》《高兴》《极花》等一系列小说塑造描绘了中国现代化转型时代下的乡村共同体面貌，为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上如何实现乡村振兴，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思考和独特的人文视角。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27]58，《极花》中所说的城市“掏空”乡村实现自己的“肥大”既不是作家的期许，也不符合国家的发展目标。中国城市化建设的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但是国际社会仍存在有关中国广大乡村落后贫瘠的刻板印象。如今，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全面胜利，乡村振兴全面推进，乡村面貌焕然一新，贾平凹乡村共同体所暴露出来的困惑与疑问正被一一解答，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更加绿色健康，乡风乡俗更加文明有节，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得到发掘和继承，中国乡村正逐步实现转型，建构起宜居宜业、美丽和谐的新形象。将美丽宜居的中国乡村形象加入中国国家形象建构与对外传播格局中，与国际社会早已熟知的先进发达的中国城市形象有效衔接，共通共融，对于向世界展现完整、全面、真实、立体的当代中国形象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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