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祚,李 哲
(湖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事关国家强弱、民族兴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要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1]“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2]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其百年奋斗中，文化建设波澜壮阔、不断发展，而在发展进程中有其必须有的“变”，也有其必须坚守的“不变”。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将文化建设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不断探索和把握符合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实际的文化发展规律，形成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行之有效的文化建设思想，先后经历了文化翻身、文化改造、文化反思和文化自信四个发展阶段。
(一)文化翻身：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
近代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封闭的中国大门，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传统文化也随之遭遇前所未有的强力冲击，乃至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先进的中国人猛然从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沉醉中惊醒，开始探究国家落后的原因，进而在现实的追问中意识到源于文化的“病因”，于是开始反思与寻求思想文化的启蒙和更新。“新文化”运动试图完成这个历史任务，其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提倡民主，反对专制；
提倡科学，反对迷信；
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
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包括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但是，“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旧民主主义思想，一未认清帝国主义之危害，二未看清动员民众之重要。因此，中国劳苦大众“文化翻身”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给中国思想文化界吹来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鲜空气。而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这股新鲜空气逐渐形成了强大的思潮，“走俄国人的道路”变成了两年后，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动力。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没有文化的人民不可能有高品位的幸福，没有文化的民族不可能实现复兴；
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
没有文化的政党是盲目的政党，是没有前途的。因此，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劳动人民的“文化翻身”才和“政治翻身”“经济翻身”一并纳入革命的目标。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群众实践探索，首先是从1929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开始的。1930年红四军到达闽西后，苏维埃政权就建立专门的文化教育组织机构，颁布了《文化问题决议案》，针对苏区文化教育工作提出了22项计划，包括开办劳动学校和补习夜校，开办阅报社、俱乐部，出版刊物等，对文化工作的任务、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作出了具体规定。此外，中共还采取“阶级的文化教育原则”，贯彻大众化的教育方针，通过开设列宁小学，识字班、夜校、半日学校等方式普及义务教育和扫盲教育，卓有成效地推进了工农群众的思想文化启蒙。1934年1月22日，毛泽东在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指出：“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3]124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文化建设为中共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劳动人民“文化翻身”树立了样板。
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深入推进，毛泽东文化建设思想日臻完善，1940年2月至1942年5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重要文章。毛泽东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4]708-709“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与“帝国主义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大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相对立的文化。这实际上是中国90%以上的劳苦大众实现“文化翻身”的行动纲领。为了落实好这个行动纲领，他号召全党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党的“七大”进一步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即是说，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文化”。[5]1058会议提出一些具体措施：“取消国民党的党化教育，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救济失学青年”“使青年和儿童得到有益的学习”等[3]162。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苦奋斗，终于于1949年彻底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保证中国人民政治翻身的同时，也为中国人民的文化翻身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保证。
(二)文化改造：社会主义改造题中应有之义
新中国成立后，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制定和实施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始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这种过渡，“必须把文化工作加强起来”，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就决心“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4]663
中国共产党认为，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确保经济与政治上过渡的条件下，国家也应当相应地通过一个文化上的过渡时期，继承和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使之成为社会的主导文化，最终完全形成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在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总的任务是“破旧与立新”，即扫除旧文化、旧思想，建设新文化、新思想，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扫清帝国主义文化、官僚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的残余。其中，教育的改造是前提也是基础。1949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提出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各项政策，强调“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6]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又提出教育改革的总方针，即“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3]162除了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反动政治教育，将马克思主义教育引入学校外，党和政府还指出教育应向广大工农群众敞开大门，要切实改变高等学校自立门户、各自为政的状态，发展和改革高等教育；
实施由党和政府接管原由国民党政府举办的公立学校、改造私立学校、接办外资津贴学校等举措，以及实行学制改革、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大幅扩大招生等措施，以此适应我国工业化建设对专业人才的急迫需要。
中国共产党积极掌握舆论工具，将作为文化传播、科学研究、具备传播功能的报纸、刊物、通讯社等，都完全置于党和国家的领导之下。为系统宣传和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1951至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一至三卷，后又翻译出版了《列宁全集》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与此同时，在毛泽东同志的号召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也逐步开展起来，1951年，周恩来向京津高校教师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鼓励一切爱国知识分子努力站在人民的立场，为工人阶级服务。对待知识分子，党最先采取“包下来”的方针，而后又推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希望知识分子抛弃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坚定自身立场，积极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此外，还包括发动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和讨论，以及对俞平伯、胡适、胡风等知识分子思想进行的大规模批判等，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提升政治觉悟、以唯物史观品鉴历史和文学指明了方向。1956年9月，党的“八大”正式提出“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7]，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化建设的目标与任务，为党的文化建设思想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值得注意的是，党的“八大”后，从国际看，由于苏联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掀起了苏联历史虚无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右倾思潮；
从国内看，国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不满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
显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被推翻的剥削阶级人还在，心未死，改造不彻底。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毛泽东对从意识形态上巩固党的领导、巩固新生政权，进一步增强了警觉性。1957年以后，“反右派”斗争和后来爆发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基于这种忧虑和担心。但是，“反右派”斗争已经出现过“左”和扩大化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则完全演变成极端过“左”的全局性政治动乱，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道路遭遇了严重的挫折。
(三)文化反思：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思想先导
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为开辟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开拓创新。
要开拓创新，就必须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就必须克服“左”的思想路线错误，克服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思想僵化等问题。1977年4月，邓小平在尚未恢复党的中央领导职务前就多次批评和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同年7月，在恢复党的领导职务后，邓小平主动要求分管科学教育工作，肃清“左”的文艺路线和“左”的教育路线，号召尊重知识分子，强调科学技术就是第一生产力；
与此同时，恢复高考制度，鼓励电影戏剧创作，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等，开启了在宣传思想、文学艺术、科技教育等领域的拨乱反正。1978年5月，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和《光明日报》先后刊登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起了一场影响全国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成为党在这一时期思想文化解放的理论先导，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强化了理论基础、形成了广泛的舆论共识。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打破“两个凡是”的思想禁锢，为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为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和调整社会关系，为解放思想、繁荣文艺和发展教育解除了束缚、放开了手脚；
在改革开放、推进商品经济的过程中，也曾出现“一切向钱看”、商品拜物教、思想道德滑坡等问题。1982年，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战略。1986年，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又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进一步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战略地位，提出建设“四有”新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在此期间，党和国家也开始积极探索文化体制改革。1985年前后，文化部先后提出艺术表演团体运用“承包经营责任制”打破平均主义，实施“双轨制”改革的举措，并于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文化体制改革的发展目标，切实完善文化产业政策、推进文化市场管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20世纪末至党的“十六大”，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推进，党中央继续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相继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发展先进文化建设、巩固精神文明建设等文化建设思想。党的“十七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更加自觉、主动地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发展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战略决策，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发展，中国文化建设的道路也在不断反思和摸索中越发清晰。
(四)文化自信：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底气
鸦片战争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使得中国的民族精神遭遇重创，文化自卑心理蔓延泛滥，乃至先后出现“言必称希腊”“迷信西方”“崇拜美国”的思潮。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打出了中国的军威和国威，民族自信心大增。但是改革开放后，当中国人发现西方经济、科技、物质生活都远远高于中国时，崇洋媚外思潮又卷土重来，伴随纷至沓来的西方思潮愈演愈烈，甚至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的现象。我们党始终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在经济建设取得长期高速增长的同时，坚持文化自信，不断加强文化建设。在党的“十八大”以后，“文化自信”成为我们国家引领政治生活的主旋律，成为实现文化强国建设最厚重的底气。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8]“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2
这里所讲的“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它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中革命文化就是红色文化，它既承接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家国情怀、忠诚气节、不屈风骨，也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坚定的理想信念、无私的奉献品格、勇敢的担当精神。文化建设的灵魂是其意识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文化自信明显增强，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极大提升，为新时代开创党和国家建设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障和强大精神力量。党中央先后召开一系列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要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管理权、话语权、领导权，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2013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要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体系，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与社会治理中，从而进一步巩固社会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建设方略，为新时代新征程进一步“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提供实践指引[9]42-44。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落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采取多种方式让书法、戏曲、绘画等传统经典走进校园、走入课堂，让沉睡在博物馆里的历史文物、文字等鲜活起来，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与此同时，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推进实施新一轮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提升文化产业附加值，加快推进文化贸易和文化传播，推动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理论和实践都在证明，文化自信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志气和底气。中国共产党必将继续高举文化自信旗帜，坚定文化强国目标，领导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以伟大的历史主动精神、巨大的政治勇气、强烈的责任担当，坚定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进步。
纵观党的百年历程，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发展和演进，经历了从借鉴学习他国文化发展经验到初步自主探索本国文化建设规律的转变，经历了从文化自觉、自省到自信、自强的转变，经历了从“文化翻身”向“文化自信”的跃升，深刻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容，深刻反映了不断进步的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持续影响，深刻体现了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实践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也深刻反映了先进思想文化对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引领作用。
回顾党的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之所以能与时俱进，主要是由于这种思想兼具时代性、先进性、引领性和实践性。
(一)中国共产党不断回答和解决时代课题，其文化思想必须符合时代性的要求
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问题，每个时代的主要问题构成重大时代课题。正确回答和解决重大时代课题，才能找到科学引领时代前进的方向标，才能创造一个新的伟大时代。恩格斯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10]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来，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历史成就，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判断、分析问题，回答和解决重大时代课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正确分析了党面临的重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实现人民解放，明确回答了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中国“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的时代课题，开启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纪元；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党的“八大”明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针对中国的阶级和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必须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正确判断了这一时期党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时代课题，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思考和科学判断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11]等重大时代课题，为新时期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坚定了方向。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回答和解决的一系列重大时代课题，是结合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主要历史任务的转变、主要发展目标的确立等所作出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科学决策。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作为党回答和解决不同历史时期重大时代课题的理论创新内容，必然符合时代性的要求、体现时代性的特质、解决时代性的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精神文明建设”“坚定文化自信”等一系列文化建设思想，都是正确回答和解决我国不同历史阶段重大时代课题的思想精华和理论结晶，是与时俱进助力中国共产党回答和解决重大时代课题的科学指南。
(二)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其文化思想必须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性
以什么样的标准，衡量与判断一个政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极为重要的原则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因此，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判断一个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根本标准，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先进性的本质体现。在阶级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要求，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了整个社会的意志、利益和发展方向，因此，维护和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就具备先进性。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的党始终代表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本质属性，也是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先进性所在。在党的百年奋斗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先进性作为自己的价值标准和行为准则，始终维护工人阶级利益，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而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正是社会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是先进阶级的使命型政党先进性的内在要求，进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同时，先进文化的发展不仅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同样也对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因此，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本质就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作为党推进先进文化发展的理论形态和实践指向，理应必须要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性。回顾党的百年征程，从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思想要坚持“人民性”的核心内涵，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到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化建设要为人民服务，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发展方向，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都是党的文化建设思想坚持为人民服务的重要体现。为了人民、服务人民，坚持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像一根红线，始终串联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发展的历史征程中，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的本质，集中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的问题，着力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本质，也更加坚定了党的文化建设思想无论是在任何时候、任何阶段、任何时代，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先进性。
(三)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其文化思想必须体现引领性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引领我们社会事业长期稳步发展的最大政治优势。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历史一再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就不会取得今天如此巨大的成就，我们的人民也就不会有今天如此幸福的生活。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宣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3]这一重大政治结论客观真实地反映了近代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党之所以能够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阶段成为我们事业的领导核心，不仅取决于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还要归功于不同历史时期党对思想引领性的高度重视。而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作为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凝聚民心民智民力、引领社会思想文化生态、彰显党的思想建设成效的重要方面，其必然具备引领性的特质。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4]党自建立之初，就在纷繁多样的救国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积极引领和实现社会大众的精神解放。在革命斗争进程中，党始终坚持以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指导，坚定维护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权和话语权，强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积极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流寇主义”等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作斗争，从思想上坚决筑牢抵御反动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高墙，确保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意志与策略能够切实符合民之所向、时势之需。新中国成立后，党继续加强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工作，开展整风运动；
同时，通过一系列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造运动，积极引领社会新风尚，推动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解放。改革开放后，面对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积极发挥文化思想的引领性功能，着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以先进的价值理念和思想道德，努力推进社会精神文明建设，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十八大”以来，针对新形势下的意识形态斗争，中国共产党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社会文化发展的引领价值，努力提升全社会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积极弘扬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为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基。历史充分证明，正是我们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将党的思想引领性放在至关重要的位置，我们的文化建设思想才能时刻彰显引领性的特质，把握时代性的节奏，推动时代性的进步。
(四)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政党，其文化思想必须符合实践性要求
实践性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区别于其他理论的本质特征。只有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才能实现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我们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的源泉，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本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成果，之所以能够不断实现创新发展，不仅仅是由于这些理论产生于党的伟大实践、服务于党的伟大实践，更重要的是这些理论符合实践性的要求，彰显实践性的特色。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党始终坚持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开创了一系列伟大实践活动。新中国成立前，为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先后开展了包括党的创建、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在内的革命斗争实践。应斗争实践的需要，为鼓舞和激励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解放落后思想、参与革命实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马克思主义的伟大旗帜，大力宣扬和提倡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振奋了革命力量，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提供了强大思想伟力。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党为领导人民完成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一切剥削制度，探索了诸如“三大改造”、抗美援朝、整风运动等在内的一系列实践活动，为推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实践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积极提出改造旧思想，发展新思想的建设理论，为党在这一时期的实践探索提供了重要思想引领。改革开放以来，为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围绕政治、经济、军事、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开创了改革开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全面从严治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伟大实践活动，卓有成效地提出了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强国等文化思想，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伟力。百年来，党的伟大斗争实践一再证明，脱离了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脱离了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理论只有与实践密切结合，符合实践的要求，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就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思想结晶，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富有强大实践伟力的思想精华，也是我们党在新的伟大征程中指导现实实践、赢得伟大胜利的科学指南。
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虽然实现了百年嬗变与跃升，形成了具体的、历史的、发展的文化建设思想，但其变化中又存在着不变，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方向始终不变，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根本保障始终不变，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始终不变，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根本方法始终不变。
(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方向始终不变
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文化建设思想的催生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必须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方向。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中指出：“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特别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后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15]列宁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的文化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才能实现和维护其所代表的阶级利益。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文化建设思想的坚强理论根底，也是论证党的文化建设思想科学性的理论来源。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明确强调：“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16]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我们的理想建设、道德建设、文化建设、民主法制观念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17]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9]16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只有将科学的理论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才能迸发出鲜活的生命力。落后国家通过社会革命率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革命特殊的国内外环境，经济、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因素，决定了我们必须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向。从党的文化建设视角来看，党的文化建设思想需要承担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中华民族影响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需要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互动中不断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建构极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的思想理论精华。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文化建设做出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发展实际，所取得的历史性成果和原创性贡献，对推动马克思主义新的理论形态更新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现实依据，而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建构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也为党的文化建设思想发展指明了方向。
(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根本保障始终不变
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坚定依靠，是主动阐发、建构党的文化建设思想的主体性力量，也是党的文化建设思想方略得以顺利实现的根本保障，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动摇，坚决维护党的核心和党中央权威，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把党的领导落实在党和国家发展的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就一定能确保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不断向前推进。回首百年来党的文化建设道路，我们深刻感受到党在文化建设思想上的领导核心地位。早在1923年，瞿秋白就较早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革命也不例外。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由于其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缘故，就都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且不是普通的因素，而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4]698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8]。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进行了一系列重大安排部署，强调“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全面领导，旗帜鲜明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19]。只有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牢牢把握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才能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成为“主旋律”，才能推动我国文化建设事业取得实质性突破，确保我国文化强国建设道路沿着正确方向与正确轨道稳步前行。百年来，我们党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具体考察与深入剖析，相继提出了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等，为各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思想依据。也正是始终坚持党对文化建设的领导，我们的文化建设事业才能在不断坚定的实践创造中迈向新阶段、取得新辉煌，我们的文明之花才能万紫千红、生机盎然。
(三)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始终不变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巨大力量，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根本政治立场，是党的文化建设思想永不变更的价值旨归。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著作中，对于“人民”内涵的范畴界定，主要是指“工人阶级”“无产阶级”和“被压迫阶级”，其关键由小农、小资产阶级和无产者组成。而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百年叙事空间中，“人民”的内涵和地位得到了明显的延伸和提升，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发展与进步。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强调：“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5]1012毛泽东把人民看作文化建设的工作对象，初步显示出党的文化建设思想的原创性特征。《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中邓小平指出：“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19]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21]这深刻体现了新时代党的文化建设思想对人民立场的坚守。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党也始终坚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化建设的宗旨目标。毛泽东在延安座谈会上明确提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5]854这把握住了立足点，党和文化建设的关系就得到了正确的处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又明确提出新时期文艺工作的总口号，即“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方针、总政策，充分展现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坚定立场。立足新时代，为人民服务依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立场。党的文化建设思想始终坚持反映好人民的心声，把能否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化事业向好发展的衡量标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就一定能够领导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更大胜利，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就永远不会得逞。”[11]
(四)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根本方法始终不变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灵魂，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作为彰显马克思主义政党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的方法论原则，实事求是既贯穿于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也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实践活动的各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表述过“实事求是”一词，但他们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着力强调的就是实事求是。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不难发现，我们的党始终坚持将实事求是的根本方法贯穿于党的文化建设思想的全过程。1942年至1945年的延安整风运动时期，毛泽东同志强调我们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化建设原则和方针路线。毛泽东同志既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也主张对外国文化进行批判性吸收和合理性借鉴。他坚决反对文化盲目的排外主义、折中主义、复古主义和“全盘西化”等论调，并在中共七大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谈及如何科学对待外国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形成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思想，使之成为新中国文化建设乃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始终坚持的一个重要原则。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正式成为党在科学文化领域、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武器和实践指南。1978年，邓小平在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精神的基础上，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论断。为了解决政治、科学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领域的尖锐问题，邓小平坚持将“双百”方针和“二为”方向结合起来，为新时期党的文化建设思想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进入新时代，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要求，更是新阶段深化党的文化建设思想的热切呼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是靠实事求是起家和兴旺发展起来的”[22]，“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从实际出发，前提是深入实际、了解实际，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23]“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提出加强意识形态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等文化建设方略，为进一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展提供重要思想指南。历史和实践证明，正是我们的党始终坚持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根本方法，才促使我们的国家更有信心推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更有底气展示出东方社会主义大国的文化自信和文化魅力，更有实力体现21世纪社会主义新文化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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