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红,许晓婷
(1.安徽农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6;2.安徽职业技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1)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见》,明确指出高校肩负国际交流合作重要使命[1]。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门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再次强调,教育对外开放是教育现代化的鲜明特征和重要推动力,要坚持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2],对高校国际化提出具体要求。2020年以来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了全球,对人员跨境流动与国际合作的实施带来巨大影响,高校国际化面临极大挑战。随着2022年12月26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制定的《关于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的总体方案》的颁布,我国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正式进入新的阶段。三年多来,我国各高校在不同阶段针对疫情之下国际化工作的开展采取了不同举措,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后疫情时代高校国际化如何发展仍然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课题。
所谓后疫情时代,按照中山大学有关学者的定义,并不是疫情完全消失、一切恢复如前,而是指疫情时起时伏,随时都可能小规模暴发的时期[3]。所谓高校国际化,是以培养国际化人才和提升学校国际化水平为目标,以组织管理、课堂教学、人员流动、科研合作等活动为载体,将交流合作及国际化的理念融合到学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文化传承和社会服务等职能之中的过程[4]。高校国际化包括教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教学国际化、科研国际化、文化交流国际化、组织机构国际化等。后疫情时代,疫情依然存在,其对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仍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且影响也将长期存在。后疫情时代我国高校国际化工作呈现以下明显特征:
(一)空间流动受限,国际学生人数急剧下降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人口流动产生了普遍而深远的影响。疫情的发生使人员流动和跨境活动受限,金融市场剧烈震荡,经济不断下行,国际教育也因此遭受重大打击。疫情期间,高校普遍实行封闭式管理,通过互联网开展线上教学,之前制定的教学计划不得不因此改变或者被取消。已经在籍的国际学生因为无法正常参与教学活动而被迫休学,计划出国学习的学生不得不取消原来的留学计划,国际学生流动大大减少。根据QS针对中国、欧盟、印度和北美留学生的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3月和4月,59%的学生在被调研时表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影响了他们的出国留学计划,下半年比例逐渐增加并保持在65%至68%之间,到2021年7月到8月增长到71%。在2021年9月到10月的调研中,50%学生表示将留学计划推迟一年,14%的学生决定换一个留学目的地,3%的学生取消了自己的留学计划[5]。由于防疫需要采取入境限制,大量留学生未能返校复学,2020年后在华留学生总体规模出现明显下滑。学生国际化是高校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冠肺炎疫情既对学生国际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其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又将对国际学生流动产生更加深远的间接影响[6],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国际化工作的开展。
(二)国际关系变革,国际交流合作面临新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引起了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给高校国际化带来严峻挑战。当前经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思潮在欧美等国家有所抬头,导致了逆全球化思潮的出现。特别是右翼民粹主义对内为了维护白种人种族利益优先,对外为了维护民族主义利益,不惜采取政治极化手段,通过逆全球化来攫取本国的经济利益,反对移民在经济和文化价值上对西方的影响[7]。旅行禁令、限制被称为敏感领域的国际研究合作、限制工作签证和限制国际参与等保守主义政治议程挑战着跨国流动。对跨国流动形成较为严峻的挑战[8]。美国一些著名高校,尤其是部分理工科高校降低中国学生的招生录取率,限制甚至驱逐中国访问学生、学者及博士后。部分美国高校抓捕特定机构、特定学科、特定领域的中美学者,强制在美参与“千人计划”等项目的学者解除在华兼职,这些举措导致中美学术人才交流受阻,使得中国继续从美国引进和培养国际化人才的难度加大[9]。国际交流合作是推动高校国际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国际交流合作受限,也使我国高校国际化步伐有所放缓。
(三)在线教育得到较大发展,国际化形式呈现新变化
高校教学、科研和学术人员的现场交流在疫情发生时受到极大限制,传统的国际交流合作形式面临重大挑战。为了实现“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教”,我国实施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在线教育教学实践并取得了较大成功。在线教育不但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扩大受众面,实现资源共享;而且过程可以被记录,允许回看和查找,为开展相关研究、提升活动效果提供了可能。后疫情时代,人们纷纷探索通过信息技术的广泛和深度运用来突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物理限制,各种在线教学平台、会议平台纷纷涌现并迅速投入使用,为各级各类学校教学、科研、文化活动的正常开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使国际交流形式呈现出新变化。线上课程、线上学术讲座与线上学术会议的快速发展成为后疫情时代教学和学术交流的重要特征。“云课堂”“云会议”“云交流”等扩展了教学和学术交流时空,形成了线上国际交流合作的“新常态”,国际化形势也随之改变。
(一)教育资源共享渠道不畅,学生、教师和管理人员滋生消极观念
后疫情时代,经济环境低迷、政治矛盾加剧等负面因素给高校间国际化资源的共享、传递都带来困难。个体与个体国际化教育资源共享建立在个体之间相互持有积极交流意愿的基础上,具有灵活性、独立性等特点。后疫情时代活动的受限、不安全因素的增多一定程度影响个人的交流意愿。个体与组织间的国际化主要由学术顶尖人才牵头建立国际化资源共享组织,吸引同领域个体与该组织进行合作与资源共享,以此获得个人和组织的互相提升,具有专业性、学术性等特点。后疫情时代,受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这类组织大部分停止了运行,给国际化带来不利因素。即便没有停止运行的这类组织,个体在参与时也变得更加谨慎,或者减少交流的频次、深度和范围。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国际化教育资源共享,其交流人数更多、交流范围更广、交流水平更高,是最优价值的资源共享平台。但受疫情影响,一方面大规模的人员流动无法进行,另一方面受国际政治环境影响,组织间的交流合作限制更加严苛。这两方面抑制了组织之间国际化资源共享的开展[10]。
教育资源共享渠道阻塞使学生、教师和管理层纷纷滋生消极观念。学生能否被国外学校录取、取得签证,留学地能否开展正常教学、是否具有公平竞争机会、就业是否会受到歧视、西方国家“躺平式”防疫会不会产生健康风险等充满了不确定性,学生出国留学意愿有所降低。后疫情时代,为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保持西方国家对尖端科技行业的垄断地位,一些西方国家在一系列重要科学领域对中国实行“战略脱钩”[11],高校教师参与国际交流积极性被打压。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反复发生的疫情,高校管理层工作面临新的挑战,国际化管理层需适时调整工作方法和策略。
(二)应急响应相对滞后,限制高校国际化深度和广度
疫情给高校治理方式带来考验。就内部治理而言,疫情使高等学校应急管理策略和常态化管理机制产生变化。疫情期间,分学段确定不同返校时间、疏散教室学位、保持学校社交距离等是各国所通行的做法[12],但是,如何在外籍教师、外籍学生不能返校的情况下保证国际化教学质量,如何为国际教师、国际学生的复课复学提供周到、精细的管理与服务等,都对高校的内部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就外部治理而言,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高校与国家相关职能部门、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国家职能部门如教育部、外交部、卫生健康委员会、地方政府等在高校复课复学、日常管理上发挥更大作用;教育企业、互联网企业在提供优质教学平台、教学资源上为高校线上教学提供了支撑。如何与外部环境快速建立紧密合作关系也对高校提出了新要求。就国际治理而言,重大疾病、气候变化等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高校需要承担新的历史使命,积极参与相关国际治理。另外,后疫情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既面临新的挑战,又面临新的机遇[13]。然而,应急响应相对滞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后疫情时代我国高校国际化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三)线上教育模式存在短板,在线国际化质量不高
疫情对高等教育产生巨大冲击,不少发展中国家因为通信基础设施薄弱而出现了教学停滞状态。疫情期间我国率先恢复网上教学,实现了“停课不停学”[14]13,但在线教育资源不足,无法满足大规模在线教学需求。在特殊时期,由于大规模的人员在线,使得腾讯会议、云课堂、雨课堂等教学平台不堪重负,甚至偶尔会出现短暂的难以登录现象,暴露了我国在线教育基础设施的薄弱[15]。
首先,在线教育平台由互联网公司市场化提供,在疫情期间形成无序竞争。大多数网络课程平台掌握在私营企业手中,也给线上国际化教学带来不稳定性。将公共性教育系统的基础设施建立在逐利的企业组织基础上,无疑会动摇教育的公共性基础。这些在线平台模式不同,水平也参差不齐,不仅导致教学的无序,也给教学管理带来了极大挑战[14]22。
其次,线上课程和线上教材建设不完备。疫情发生以来,高校大力开发在线课程,但因为缺少规范,质量参差不齐,结构也不尽合理,线上教材建设也严重滞后,这些很难在短时间内适应在线国际化教育的需求。在线教学导致线下教学建制被打破,学生处在被割裂的空间中。相对传统教学来说,在线教学存在缺少目光交流、无法根据学生的实际学习状态进行针对性地提问、无法开展面对面讨论等一系列弊端。
此外,在线国际化还面临时差的困难,很难找到全体参与者都在最佳状态的时间,这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国际交流的效果。
(一)坚定教育对外开放信心,整合资源积极拓展新型教育国际合作项目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对此进行了战略部署。教育对外开放是国家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提升中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促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和创新驱动战略,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后疫情时代高校要更加主动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战略,坚定教育对外开放信心,全方位整合资源,激发各群体参与国际交流合作的积极性。
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组织、组织与组织间的国际化教育资源共享方式各有优势和不足,但其并不是互相孤立和单独存在的,它们之间具有较强的关联性。需要利用其各自优势,进行资源互补,使资源最大化利用,将资源共享至每一个参与共享的人。对此,高等学校应加快优化国际化办学的顶层设计,加强与国外的一流院校联盟,与行业协会和专业组织机构等开展深度合作,根据后疫情时代特征积极拓展科研联合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教育国际合作项目,以组织与组织间的国际化资源共享带动个体与组织、个体与个体间的国际化教育资源共享,从而激发学生、教师、管理层参与国际交流的积极性。
(二)以疫情常态化下治理改革推动高校国际化教育体系的完善
后疫情时代就国际化教育治理而言,首先,迫切需要大力加强非传统、非常态教育治理能力建设。要建立常态化的危机应对机制,改革高校内部治理体系,为国际学生、外籍教师、国际化项目的开展等提供精细化与人性化的管理策略。针对后疫情时代特征争取实现“本土国际化”与“跨境国际化”的平衡,进一步加强国内高校的校园、课程和管理的国际化,以提升国际化水平与竞争力[16]。就内部治理而言,高校还要全面提升校园的国际化环境,扩大涉外服务公共信息宣传力度,形成和谐开放的校园文化。其次,就外部治理而言,需要充分发挥政府指导、市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国际化治理体系的优势。政府要加强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法律法规建设,以法律法规来推动和保障国际教育交流;高等学校要加大与政府、市场的联系与交流,推动多元主体积极、有序、高质量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工作。就国际治理而言,一方面要积极参与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共同面对世界难题。另一方面面对逆全球化和中美关系危机等,需要推行合作对象多元化、合作机制多边化和区域化,化危机为契机,摆脱片面依赖欧美国家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模式。
(三)充分发挥在地国际化优势,构建立体多元的国际合作网络
在地国际化是指不依赖学生和教师跨境流动而开展的国际化相关活动,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有效组成部分。后疫情时代,针对人员流动随时可能受限的现状,可以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促进学术讲座、短期课程、国际论坛等在无人员跨国流动的情况下实现[13]114。高校国际化项目中联合培养博士生项目、外国专家来华开设短期课程和讲座、师生短期出国交流、教师出国访学进修、中华文化夏令营、国际会议等活动都可以基于互联网技术、通信技术和教学平台的支持,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来得以实现,从而构建立体多元的国际合作网络。
充分发挥在地国际化优势,需要大力提升线上国际交流合作水平。首先,要加强线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基于互联网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是我国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是教育资源共享的基本条件和保障,要高度重视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水平的提升和在线教育平台建设。其次,要提高线上国际交流课程和线上国际会议质量。通过建设优质线上课程、加快编写优质数字化教材、创新线上授课体系、优化线上教学方法、打造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利用后台数据实时评估教学效果、建立课堂互动机制及课后评价模式提高线上课程质量[17]。通过广泛发动、充分准备、周密安排等措施提高线上国际会议质量。再次,各高校应结合自身需求,与境外合作院校共同开展云会议、云参观校园等活动,让学生不出国门也可以对境外高校有更直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为他们提供国际化的学术氛围,培养他们的国际视野和多元文化理解能力[18]。最后,要提升线上国际交流水平,国际化师资队伍的培养与建设不容忽视。后疫情时代,一方面要根据当前国际形势为教师线上线下参与国(境)外学习交流提供合适的机会,以提升其国际化能力;另一方面也要吸引更多高水平国际教师参与到高校的各项活动中来,使本地师生获得更多更好的国际化资源,从而提升国际交流合作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加快提升”这一重大论断。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各高校积极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在人才联合培养、科研联合攻关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果,为提升我国教育国际影响力做出了积极贡献。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给高校国际化带来了一定的制约和挑战。当前我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决定性胜利,为后疫情时代高校国际交流合作提供了新机遇。通过不同方式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提升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将更好助力教育强国战略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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